怎样描述中国当代艺术中字集的形成方式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需要回到当代艺术中文字类作品的创作实践中去。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徐冰、邱志杰、谷文达等艺术家试图以文字为媒材,思考如何塑造中国当代艺术文化身份等问题。
图1 徐冰:《鸟飞了》,美国赛克勒画廊,2001
徐冰的文字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造字,即用自己设立的造字法则创作新的汉字,如《天书》《地书》《英文方块字书法》等;另一种是字集,他在已有的文字中精心挑选,重新组合,以表达新的意义,如《鸟飞了》《文字写生》《猴子捞月》等。本文着重讨论徐冰以字集方式创作的艺术作品。徐冰的作品《鸟飞了》(图1)以400多个不同的“鸟”字的集合为对象,调转了从象形文字到简化字的演变顺序,呈现出简化字“鸟”挣脱出字典中的固定含义,回归到繁体字、楷书、隶书、篆书、象形字,最终形和意合为一体,“鸟”字变成了自由的鸟儿飞向高空,营造出一个从静态的“鸟”文本到动态的“鸟”飞了的立体空间,因此,这件作品的英文名称叫作“Living Word”,也就是“字活了”,它引导观众回到文字创立之始,进而思考文字、概念和形象之间的紧密联系。“文字写生”系列是徐冰以字集构筑景观的尝试,以此系列中的《读风景——文字的花园》(图2)为例,他在北卡罗来纳艺术博物馆中用上千个象形文字布置出一个自然景观,如墙上有“森”“木”,地上有“草”“土”“石”,水中有“船”“鱼”,空中有“鸟”“风”“雨”,等等。这一整片自然风光都是以象形文字为注脚的。策展人休斯顿·帕斯卡尔(Houston Pascal)将这幅作品描述为“人物花园……东方与西方、自然与艺术、文字与图像之间的巧妙互动”。徐冰通过象形文字的组合将头脑中的精神图像转化为现实景观,观众从中感知、激活象形文字,凭借想象破译风景,沉浸其中。徐冰字集中的文字并不局限于汉字,在作品《猴子捞月》(图3)中,他将21种不同语言中字义为“猴”的文字按照猴的形象抽象化,并把这些文字依照猴子捞月的场景,一字接一字地勾连起来,由天窗顶端垂挂至喷水池的水面,整体看来,仿佛是一串连绵的大草,同时也蕴含着“镜中花,水中月”的中国哲思。从以上举例可以看出,徐冰用文字组合的方法创作出一系列独特的字集,其组合的内在理路来自中国美学中对文字“形”“象”“意”的思考。
图2 徐冰:《读风景——文字的花园》,美国北卡罗来纳艺术博物馆,2001
图3 徐冰:《猴子捞月》,美国赛克勒画廊,2001
如果说徐冰致力于对文字本身的探索,邱志杰则将文字和摄影结合起来,并积极拓展文字的艺术形式书法在当代艺术中的表现力。1990年至1995年,邱志杰在一张白色宣纸上重复抄写《兰亭序》,并用摄影机记录下前50遍的书写过程,宣纸上的字迹由清晰变得重影,最终漆黑一团,无从辨认,这件著名的《重复书写一千遍〈兰亭序〉》(图4)可以看作《兰亭序》的一个集合。在重复循环的书写过程中,他直指当今书法创作中两大亟待修正的观点,一是书法创作的动因并非刻意地“为艺术而艺术”,而是任情恣性的自然书写,正如苏轼所言“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二是他认为目前的学书方法过于看重经典和范本,他用重复书写《兰亭序》揭示出一味地重复经典并不能成为经典,反而限制了个人风格的诞生,黄庭坚曾指出:“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除书写重复之外,邱志杰还用到了概念重复、主题重复等方法来形成字集。例如作品《心·经》(图5)将真人的心脏标本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中的文字交迭放映,通过“心”作为身体器官的物质性和中国传统思想中“心”的精神性形成对比,在二者交替出现中展现一种概念上的重复、对抗和张力。简言之,邱志杰用书写重复、概念重复、主题重复等方法,将作品以字集的方式呈现出来,其中包含着对人类过去的浪漫迷恋,他希望以摄影的方式将其恢复过来,将传统和当代并置在一处,进而暗示一种对过去的解读方式。或许以上三种重复并不能完全概括邱志杰的创作方法,但也足以见出重复手法在字集形成中的关键作用,进而言之,与其说字集概括了邱志杰的创作方法,不如说字集贯穿在他对创作手法、概念阐释、主题选择等一系列艺术问题的思考之中,而这些问题也是所有艺术创作需要面对的共同问题。
图4 邱志杰:《重复书写一千遍〈兰亭序〉》,1990—1995(www.xing528.com)
图5 邱志杰:《心·经》,1999
和徐冰、邱志杰一样,谷文达也运用了字集的方式,但是他的创作指向了更广阔的外部世界,将文字和语言、政治、生态等问题联系起来。谷文达关于文字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几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他用书写错误质询文字,在1985年“遗失的王朝”系列中,有一幅作品名为《我批阅三男三女书写的静字》(图6),他故意让六位国画系的学生分别创作“静”字的变体或错字,有的将“静”字左右颠倒,有的将方圆变换,还有的将各种书体杂糅到一个字中……谷文达把经过创作的六个“静”字集合在一起,用“叉”或“圈”对每一个字进行朱批,类似于老师批改作业的形式。在这个文字和行为艺术相结合的作品中蕴含着两层质疑,首先是对文字的质疑,经过改写的“静”字已经是错别字,为何观众还会将其当成“静”字来理解,该如何看待文字规范性和意义之间的关系?其次,在错字上进行对错的批阅具有合理性吗?红色的“叉”或“圈”究竟是在质疑文字还是在质疑文字写成的历史?基于对文字的怀疑,在第二阶段,他开始尝试用“伪文字”探讨人类的共同问题。例如自1993年起,他着手在25个国家和地区收集人发,创作“联合国”系列。以此系列的《人间》(图7)为例,他用各国混合人发制作全球的国旗,尤为醒目的是,其中运用了大量的伪篆字、伪英文、伪阿拉伯语等文字元素,他的意图在于,不同的语言造成了沟通和交流的障碍,如果将真文字变成伪文字,当人们不再思考文字本身的含义,穿破语言的间隔,透过文字看到头发(身体)的在场,是不是就能实现乌托邦理想中的人间大同?在对文字的质询和颠覆后,第三阶段,谷文达开始探索文字新的表达方式,于是就有了“以字组词”,也就是用两个简体字合成一个字,达到易识、易用的效果,并命名为“谷氏简词”。2010年,谷文达为浦江华侨城设计的公共艺术方案《中园》中就运用到了“谷氏简词”。《中园》(图8)集中体现了谷文达对创造东方园林的思考,他想以“谷氏简词”所创文字的字形结构为基本框架,建造河道、森林,也就是创作出一幅以绿意为墨,将书法写在大地上的生态图景。谷文达的文字创作经历了从解构到建构,从颠覆到创新的过程,因此,他的字集内容也相应地不断变幻,由“错字”到“伪文字”再到“谷氏简词”,这种文字的拆解与重构和人类问题相结合,为联想和阐释提供了空间。
图6 谷文达:《我批阅三男三女书写的静字》,1985
图7 谷文达:《人间》,1999—2000
图8 谷文达:《中园》,2010
在以上简要回顾的基础上,有可能见出当代艺术中字集形成的几种方式,如文字组合、文字重复、文字错写。当然,字集的形成方式不限于此,若将这三种方式看作当代艺术中文字在场的路标,或许可以指引我们发现在场方式和艺术感染力之间的重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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