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艺术中的集字与字集：档案艺术的经验和当代艺术中的字集热

“字集热”的提法虽是参酌西方，但也和中国传统密不可分。在中国的书法艺术中，集字的概念和字集十分相关，但也有所区别。集字在书法艺术中具有悠久的传统。早在南朝梁就已经出现了集字活动，据唐代李绰《尚书故实》所载：“《千字文》，梁周兴嗣编次，而有王右军书者，人皆不晓其始。乃梁武教诸王书，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拓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纸，杂碎无序……右军孙智永禅师，自临八百本，散与人外，江南诸寺各留一本。”^[1]其意思是，武帝萧衍命殷铁石在王羲之书法中选拓一千个不同的字，后由周兴嗣将其编撰为《次韵王羲之书千字》，同时，它也是智永所临千字文的底本。最早的集字书法由此发端，根据字形上所选的王书以及内容上所编的《千字文》可以看出，其目的是“教诸王书”和蒙学识字。至唐代，唐太宗李世民极为推重王羲之书法，遂命怀仁将宫廷收藏和民间遗存的王羲之行书进行整理、查阅、挑选、勾摹、排版，最终汇集成《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要使不同材质、不同大小、不同时期的王字编撰为一部完整的书法作品，是一项极具难度的工作，怀仁历时二十余年，统一字形风格，布局整体章法，完成了这一巨制。明代孙鑛曾盛赞说：“今观之，无但意态生动，点点画画皆如鸟惊石堕。而内擫法紧，笔笔无不藏金蕴铁，转折处笔锋宛然，与手写者无异。”^[2]也就是说，《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虽是集字作品，但也和自然书写相差无几。对此做法进行批评的也有不少，如赵宦光曾道：“集古诸帖，岂惟修改误人？即其顾盼起伏，略不可得矣。名家作书，行款上下尚不可移易，况集取强合乎！”^[3]他认为，行书最紧要处就在于其上下左右顾盼得宜，怎么能随意挪置，强为一体？由此看，集字书法虽起到了宣扬教化的作用，但在艺术价值的层面也颇多争议。

随着电脑技术的发展，集字的方法逐渐数字化、便捷化，出现了许多书法创作的工具书，如《篆字编》《隶字编》《王铎字典》《米芾书法字典》等，这些字典按照一定的检索规范将字形从原始语境中剥离出来，成为方便查找和临摹的单字的集合体。它丧失了古代集字作品对整体性的兼顾，增强了工具书所要求的实用性。换言之，书法中的集字传统走向了当代语境下的字集，即按照一定原则选出一定数量的文字并形成集合。在中国当代艺术中，文字的在场方式通常以字集的形态呈现出来，那么按照传统书法艺术的提示，文字更优的重组方式是集字，为什么到当代艺术中，对字集的应用却更加普遍呢？这里需要对集字和字集进行简要的区分。第一，集字大多是按照内容原则对原来书法帖中的文字重新排列，以生成一个新的作品，而当代艺术中的字集通常会将文字按照创作意图所设立形式原则进行安排。第二，集字要求尽量保持原来字形的面貌，例如怀仁在集王羲之字时一个重要的步骤是勾摹，也就是精确的复制，但对于当代艺术而言，复制挪用不是其形成字集方法，艺术家更倾向于自己制造新的文字，或将已有的文字变形以符合自己的艺术作品。第三，集字作品注重整体性，它力图隐匿文字操作的过程，正如怀仁希望集王圣教序能够宛若王羲之的自然书写，而字集恰好相反，它将文字操作充分暴露出来，给观者一种断裂的、新奇的知觉体验。概言之，当代艺术中的字集是书法艺术中集字的延续和变革，它们虽然都是对文字的再操作，但内在要求却全然不同。(www.xing528.com)

从上述对字集特征的考察可以看出，它和西方档案艺术的创作方式十分相近。西方的档案思潮发轫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对档案和记忆的思考，1955年德里达出版《档案热：弗洛伊德印象》（Archive Fever： A Freudian Impression）^[4]对档案问题展开讨论，加之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知识考古学》（The Archeology of Knowledge）中对档案背后的话语结构和权利关系的追问，共同推动了西方哲学对档案的反思。在此基础上，与档案有关的一系列艺术实践开始出现，哈尔·福斯特（Hal Foster）的《档案冲动》（“An Archival Impulse”）一文就分析了托马斯·赫赛豪恩（Thomas Hirschhorn）、塔西塔·迪恩（Tacita Dean）、山姆·杜兰特（Sam Durant）三位档案艺术家的艺术作品，展现出档案艺术创作的过程与意义。^[5]奥奎·恩维佐（Okwui Enwezor）2008年在纽约国际摄影中心策划了展览“档案热：当代艺术中使用文献的现象”（“Archive Fever： Uses of the Document in Contemporary Art”）并写作《档案热：历史与纪念碑之间的摄影》（Archive Fever： Photography Between History and the Monument）^[6]，探讨了档案和摄影、形式、媒介、记忆等关系问题，档案热的现象在艺术领域呈现出深化的趋势。概括来说，档案艺术家“不像传统艺术那样创造，而是像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一样工作，他们在老照片、印刷图像、录音、纪录影像、书信、日记等各种现成媒介材料中采撷、改写、编织，通过多样的媒介操作，将过去之物转化为叙事与记忆”^[7]。从西方档案艺术的视角来看中国当代艺术中的文字使用，可以说，文字不再被看作历史研究或是书法研究的载体，而是过去时间里的纪念物，对当代艺术中的字集的反思无疑是一种文字的考古。字集展现出和档案艺术的诸多相似之处，首先，它们都源于对历史纪念物的一种考古和再创作；其次，它们都是对现成物的操作，字集是对文字的操作，档案艺术是对现成媒介的操作；最后，它们都是在艺术的框架中，与当下问题相结合，为人类打开了新的人文景观。据此而言，档案艺术的经验可以为字集的研究带来一种思考的方向，本文借用“档案热”来描述中国当代艺术中的“字集热”，并试图以字集切入当代艺术中文字的在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