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影视人类学的演进历程，从早期卢米埃尔兄弟的活动电影机，到20世纪60年代的16mm轻便式摄影机，再到80年代引领平民化影像创作潮流的DV录像机，直至21世纪出现的GoPro这一被广泛用于Vlog（视频博客）拍摄的小型运动防水摄影器材，不同特性的媒介手段在不同历史时段革新和扩充了民族志影片的视听语言、类型样式及美学特征。全面进入21世纪后，“新型民族志将发展到使用超媒体技术，最优秀的超媒体民族志将娴熟地使用声音、图像和文本，把各自的特点发挥到极致”[22]。由美国视觉艺术家杰伦·拉尼尔（Jaron Lanier）提出并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应用于纪录片领域的“虚拟现实”可谓就是一种“超媒体技术”，它以3D、CGI、环境建模、触觉反馈等为技术支撑，采用多机位摄录、超高清画质、环绕立体声等手段最大化模拟并延伸人的身体感官。哈佛大学感官民族志实验室的创建目的正是旨在将各种艺术形式与民族志相结合，探索在不同的媒介助力下如何创造性地进行影像书写和文化记录。因而，以视点交互和亲身体验为基本特点的“虚拟现实”也可以成为感官民族志纪录片进行内容呈现和意义表达的新试验田，为其在当下新媒体时代中生存发展提供重要介质。
首先体现在视点转移方面，早在1999年，沃尔夫冈·雷切斯（Wolfgang Recheis）等人就在《虚拟现实与人类学》（“Virtual Reality and Anthropology”）一文中提出将由电脑断层扫描、数据处理和可视化、立体摄影等现代技术组合而成的虚拟现实用于人类学研究，两者结合后产生了一个全新领域：虚拟人类学（virtual anthropology）。[23]进入21世纪以后的新媒体时代，VR、AR、CGI、全息影像等智能科技的接踵而至印证了他们的想法，这些新技术不仅改变了传统民族志影片以胶片或磁带进行影像摄制与存储的创作机制，也能够为以官能体验为诉求的感官民族志纪录片提供了更加便捷易用的载体。其中，作为具备沉浸感、互动性和想象性，并最大化混淆视听感官知觉的现代传媒科技，虚拟现实技术采用人机交互、头戴式可视透镜及数字化建模来打造一个虚拟“通感”世界，声画同步和全景360度沉浸式视觉效果突破了传统的16：9或4：3的影像画框与时空界限，促使观众超越原来“自我/他者”之间的身体隔阂，不再单纯被动地接收创作者的主观信息传输，而是以事件参与者和见证者的“第一人称”视角来进行影片内容搭建与路径选择，他们的视点也在最大限度上实现了从主位向客位的移情与置换。
其次从具身参与的角度看，在麦克卢汉的“身体-技术”视野下，“任何发明或技术都是人体的延伸或自我截除”[24]。作为“器官和肉体的延伸”的媒介技术，在拓展人体感官能力的同时，也逐渐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而代替原有的器官进行外界感知。这种技术手段介入后形塑新的身体定义的运作模式与美国技术哲学家唐·伊德（Don Ihde）在其专著《技术中的身体》（Bodies in Technology）中提出的“三个身体”概念产生共鸣。伊德认为在技术影响之下的身体具有多重含义，首先是梅洛-庞蒂现象学意义上能动的、知觉的与经验世界的身体（身体一）；其次是福柯意义上的被文化或社会所建构的身体（身体二）；而贯穿于这两者之间的建立在技术或技术化媒介基础之上的第三重身体，也就是所谓的“技术身体”。[25]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增强甚至超越物质身体和文化身体的固有局限。虚拟现实技术的仿真性（simulation）、构想性（imagination）和交互性（interaction）等特征赋力下的“技术身体”就达到并超越了传统感官民族志纪录片难以实现的“灵肉合一”的身心“在场感”（sense of presence），通过模仿和延伸观众的视觉、听视、触觉等全部感官来使其产生移情心理和浸入式观影效果，进而引发他们在视听感知和内在精神的双重层面上对影片中的人物或事件产生心理共鸣与切身感悟。(www.xing528.com)
总之，基于视点转移和具身参与的本体特征，虚拟现实技术可以成为感官民族志纪录片在新媒体时代下发展的新风口，其赋能后的民族志影像“将不再只是静态、孤立的影像文本，而是将成为一种交互性的虚拟民族志博物馆，不仅有对特定社会或文化事象的‘影像深描’与‘超媒体’表述，更在‘互联网+虚拟现实’的时空构拟与交流互动之中，不断阐明并丰富其文化价值与学术意义”[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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