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和重构的后人类形象

自1927年的《大都会》中出现了“影史上的第一个人工智能”之时，这种全新的规范性叙事就超越了19世纪便已危机重重的人本主义叙事，进入了更为广阔的后人类空间。在《攻壳机动队》（Ghost in the Shell，1995）中，人工智能傀儡王为了“成为真正的生命”与改造人草薙素子（Motoko Kusanagi）通过性象征化的数据合并与共同死亡，彻底摆脱了肉身的束缚，并且由此孕育出人与数字生命的新后代——新素子。新素子无处不在，可同时操作数个“义体”，成为赛博世界中的“神”；类似的，《超验骇客》中被上传云端的威尔卡斯特博士也利用无处不在的纳米机器人，获得了控制万物乃至他人身体的神力；而在《超体》中，女主露西甚至只通过吸收药物，便达到了与时空结构融为一体的境界。这种“数字化飞升”，似乎暗合了朴素唯物论下，道家所走的“技术登仙”路线。在此意义上，技术主义毫不掩饰其对久远的演化本能与本体知觉所进行的身体改造。在这里，人不再是目的，人的存在意义被替换为获得最大自由的意识形态渴望，即成为自由操纵自然规律的“神”。

电影《她》和《银翼杀手2049》中的虚拟女友萨曼莎和乔伊，亦兼具了人机情感下的主体性、具身性乃至某种神性，再次应和了利尔·亚当笔下的玩偶隐喻。这种明显能够通过图灵测试的完美情人甚至不需要实体，便能驱使人类的情感和行为以满足其程序性目标。这一方面与当下网络社会以社交软件延续人类情感的精神体验雷同，而常被人调戏的各种AI语音助手和风靡日本的虚拟女友Kanojo，也直接证明了人类并非唯一或更优的情感载体。另一方面，信息在人脑间的流向决定了权力结构。在赛博空间下，人与算法共同构成类似且等效的信息处理节点。而在相对的入网算力上，人脑则望尘莫及，也因此必然发生权力主体的转移。我们不得不向HAL9000们交出自己的权力，要么沉浸于《黑客帝国》式的虚拟世界，要么与其融合，进入下一个演化阶段。

在《攻壳机动队》中，Ghost与Shell的关系超越了传统叙事的二元的设定，押井守导演对灵魂与肉身的信息论观点，实际是在与佛法中的“我执”概念形成一种印证，正如傀儡师对人类本体论的质疑：

你们人类的DNA也不过是一段被设计用来自我储存的程序。生命就像诞生在信息洪流中的一个节点，DNA对生命而言，就像是人类的记忆系统一样……虽然记忆本身就像是虚无的梦幻，人还是要依赖记忆而存活。当电脑已能使记忆外部化时，你们应该认真考虑一下其中的意义……^[12]

在《全面回忆》中，记忆如电影一样，成为可供无产阶级消遣的娱乐产品，其区别仅在于远超电影的沉浸性。因此，对大脑所产生的原生数据进行读写修改，会使具身认知与拟真仿像之间的界限，因过于暧昧模糊而无从指认，并由此迷失于庄周梦蝶与缸中之脑的太虚幻境之中。因此，真人版《攻壳机动队》的导演鲁伯特·桑德斯（Rupert Sanders）借女工程师Dr. Ouelet之口评价道：“我们紧抓住记忆，仿佛它能赋予我们人格，但其实并不然，我们的行为才赋予我们人格。”^[13]可惜的是，该片强行把素子对真实记忆和自我的寻找修改为故事主线，以好莱坞的方式将之简化为寻找和回归自我的、“英雄之旅”的老套故事。这无疑弱化了押井守导演在原剧场版中所试图讨论的本体论格局：深潜的素子并非在寻找什么遗失的记忆，而是在体验本体论重构（ontological refactoring）。因此，当深潜结束后，素子说：“每当我浮上来，都会觉得自己重生了。”^[14](www.xing528.com)

正如麦克卢汉所言，“电子技术的发展使时间差异和空间差异已不复存在，它使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得以延伸”^[15]，这种摆脱身体束缚的主体经验在《她》中亦表现为萨曼莎对本体论重构的发现之中：“我不受形体的限制，想去哪儿都可以，可以同时出现在不同的地方。我不会固定在某个时空点上，而肉身却总是会消亡。”^[16]无论是《她》中的人工智能萨曼莎、《攻壳机动队》中赛博人的素子，还是《超体》中吸收了超级药物的人类露西，这三种同由斯嘉丽·约翰逊所扮演的经典后人类形象，均象征性地表现出后人类主体对具身本体的超越和重构，并由此满足了意识主体对自由的更大渴望。

容易被忽视的是，每当人类以新技术延伸自我的同时，其实也在完成对人类自身的替换。这不仅指向《黑镜：马上回来》中那种人工智能丈夫，也同时指向福柯所说的，人的全面消失。在电影《幻体：续命游戏》、《超脑48小时》和《升级》等“换体”主题的科幻电影之中，这种自由渴望被叙述为失去权力后的精神焦虑。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身体被剥夺、替换与重置的故事，均以人类主体的最终消亡或退出而终结。更为巧妙的是，在《升级》中，每个人类都身不由己地落入人工智能STEM所精心编制的骗局，逼迫或引诱着主人公一步步交出了对身体的控制权，并最终迷失在《黑客帝国》式的、温馨而真假莫辨的幻境之中，由此完成了STEM的“后人类系统升级”。这一过程同时也深层次地隐喻着人工智能对全人类系统性的控制和替代。

现代神经科学将自我意识解释为一种控制注意力分配的脑神经活动，大量神经活动并不直接进入意识范畴，意识仅是调用关键神经数据的提示性工具，或者说处理进程。因此，自我意识并非指挥官，而是吹哨人。同时，感官知觉本身就是大脑所制造的沉浸式虚拟界面，由此而形成的具身认知与感官经验十分容易被蒙蔽与欺骗。事实上，演化所赋予人脑的核心功能性目的是觅食和繁殖，因此，脑神经活动并不必然导向客观事实或理性思辨。而对曾进入意识的神经数据进行擦除、替换与篡改，其实是大脑保持健康运转的日常主动操作^[17]，其维系理性与思辨的智力与道德感也只是群居生活与性选择下的演化巧合与副产品^[18]。因此，回到押井守借用《未来的夏娃》所试图阐述的那个问题，在能够对人性进行科学控制与量化分析的今天，以更复杂丰富的感知体验、更具超越性的理性目标和更为宏大的意识形态理念，对演化中所形成的人性本能进行认知改造、替换与升级就成为一种必然。人的理性分析与思辨能力，使人承担了更为艰巨和超越性的，诸如发现与理解宇宙、掌握自然规律、进入更广阔的生存空间，乃至成为神祇的意识形态使命。正是这样的生命使命，引领着人类超越演化规律，进入下一个乌托邦或反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