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突破人本主义信仰构建身份政治矛盾的无限分裂

福柯认为人不是一种自然事实，而是一种历史知识性的建构，并在《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的结尾宣告了人的灭亡：“人是近期的发明，并且正接近其终点……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8]正如尼采对上帝之死的宣言，福柯也暗示着人本主义信仰的终结。启蒙时代以来对神本主义祛魅，实际是为了完成对人的赋魅，将道德、伦理和价值判断的主体由神替换成抽象的人，并另立为一尊新神。由此，自由、平等和生存这三种自相矛盾的信仰口号，在19世纪后半叶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三者间的角力与缠斗使20世纪的人类饱受热战与冷战之苦。与此同时，因为“人之权利神圣不可侵犯”这样的神学修辞，使种族、阶级、性别等由人本主义信仰所建构的身份政治矛盾无法参与量化分析和叙事妥协，因而成为当下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进一步将人类社会推入霍布斯式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的部落化对抗与无限分裂的深渊。

在科幻电影《第九区》中，我们能看到这种身份政治压迫的双重隐喻，正如编剧特丽·塔歇尔（Terri Tatchell）所言：“这是一个压迫者成为被压迫者的故事。而最终，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只有当他不再是人后才重获人性的故事！”^[9]而失去身份后的人性回归，同时也介入“黑客帝国”系列、“终结者”系列以及《人工智能》《超验骇客》等科幻电影的叙事结构当中。这种对身份他者的道德恐慌，实际源自基因深处对陌生人所携带的未知病原体的抗拒，因此人类下意识地以战争的姿态来面对病源（异族/异教），隔离和畏惧传染病的携带者（精神病人/罪犯）。一方面，人类在《世界之战》《火星人入侵》《独立日》《天外魔花》《人体异形》及海量僵尸电影中，被各式各样未知且抽象的他者不断入侵；另一方面，人类又在《阿凡达》和《星河战队》中，被经济利益或政治修辞所利用，成为毁灭他者的他者。隔绝人心的墙，不仅修建在勃兰登堡门东侧或是美墨边境，更大程度上，是栖息在演化所带来的、畏惧他者的免疫本能之中。对他者的恐惧与仇恨，正如身体的免疫反应，适合的免疫强度能够保持健康，而过度的免疫反应则会带来伤痛与死亡，生命就在这微妙的量化平衡中延续。

正如戴锦华教授所言：“后革命的全球特别大的问题就是身份政治，一边是激进实践的可能性，另外一边就是彻底的切割和阻断。”^[10]而在个体差异客观存在的前提下，分裂人类社会的身份政治所秉持的仇恨叙事似乎难以终止。而在进入数字时代之后，我们似乎看到了以技术解决身份政治危机的“激进实践的可能”：智能机器对无趣劳动消灭，有望弥合阶级的裂痕；基因检测的普及，使人意识到自己是种族的熔炉；而整容、变性、义肢及转基因技术的成熟，使相貌、性别等具身差异在客观上“脱胎换骨”，实现了对身体的自由选择与切换。大规模随机双盲对照组实验，结合大数据分析和计算机算法的广泛应用，使人对数据的信任/信仰超越了主观经验，并由此开始质疑本体认知的可靠性。网络的虚拟性与匿名性使人的身份不再与身体绑定，羼杂的虚拟身份不再是对身体的修饰和限制，而是对生命可能性的巨大延伸。信息结构的改变会破坏原有的社会结构，以“内爆”的形式，消除原社会结构间的信息壁垒，并对观念、意义与价值间的界限进行摧毁。(www.xing528.com)

21世纪早期的技术似乎已走在科幻之前，在智能算法与生命科学的发展下，人类已掌握了从软件（神经化学与信息学）到硬件（医学与分子生物学）两方面调试和修改人体的各项参数与体征的技术能力。这使得晚期智人有可能突破适应性演化的藩篱与轮回，而成为第一种可以控制和主导自己演化方向的物种。正如阿瑟·克拉克在《3001：太空漫游》中的预言：“当我们的造物比我们自身还要精致的时候，就是该搬家的时候了。”^[11]由此，身体与工具、生物与造物、玩偶与孩子等多重意象在此统一：本质上，身体/孩子是延续生命/基因的生存工具。而所谓文明，则是人将生物驯化为工具，规模化延展和替代了身体。在此意义下，工业革命就是以机械工具对生物工具（动植物、奴隶及我们自己）的延伸、替代与升级。诚然，在人本主义信仰下，我们并不乐于成为机器，所以我们故意将身体的概念抽象化。每当一个新机器可以做一件新的事情，我们就会剥洋葱似的将其从人性内涵中分离出来，但身体的工具本质不会改变。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终将发现我们一无所剩：当自动机器渐次接管原属于人类的功能，边界模糊的工具或身体间，便会内爆和涌现出新的本体（玩偶/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