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里奥与策展人艺术理论：艺术的旅行

尼古拉斯·布里奥在当今法国艺术界占据了独特的位置，他首先是一位艺术策展人，再者他系统性地提出了著名的关系美学理论，因而成为当代艺术绕不过的理论家。早在20世纪60年代，法国战后艺术评论家皮埃尔·雷斯塔尼（Pierre Restany）就深刻地影响了新现实主义流派的发展，这种充当理论与实践活动中间人的角色，启发了布里奥对于艺术道路的选择。理论与策展从一开始就占据布里奥艺术活动的两端。

布里奥的美学理论带有明显的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底色，从60年代到80年代，法国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深刻地影响了这一代学者。布里奥写于1998年的《关系美学》（Relational Aesthetics）和2016年的《废形式》（The Exform）两本书对福柯、阿尔都塞、德波、德勒兹和瓜塔里等理论家文本的深入解读，几乎成了他提出其理论的思想基础。而在关系美学理论成型之前，布里奥早期的艺术理念已经与关系美学非常接近。布里奥早期的理论活动主要围绕“垂线社会”（Société perpendiculaire）艺术小组和《艺术文献》（Documents sur l’art）杂志。1985年，布里奥和一些艺术家组成了内部具有一定等级秩序的“垂线社会”小组，一开始他们不只关注一种艺术，而是像“垂线”穿越不同文化形态、规则和介质那样，致力于把不同的艺术形态联结起来。10年后，得益于作家米歇尔·维勒贝克（Michel Houellebecq）的加入，小组出版了名为《垂线评论》（Revue perpendiculaire）的文学期刊，力图融合当代艺术、商业与文学领域的元素。这一团体在不久后的1998年由于维勒贝克及其小说的种族主义倾向而解散。然而布里奥与菲利佩·帕雷诺（Philippe Parreno）、利亚姆·吉利克（Liam Gillick）等人创办的另一本杂志《艺术文献》，在发行的1992年到2000年间为后现代艺术理论提供了重要研究资源。^[2]

艺术形式和批判性问题贯穿布里奥的理论始终，他的理论和策展经历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85年“垂线社会”小组成立到2001年《后制品》（Postproduction）一书出版。在90年代背景下，社会的普遍现象是物质的生产过剩，这也给艺术界带来显著影响，具体体现在艺术家越来越多利用别人的作品进行创作，如何有效地评价艺术与现实的关系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1998年出版的《关系美学》和几年之后的《后制品》两本著作就是对这一现实的回应，它们要具体处理的是作用于人际关系的艺术成为一种趋势背后的原因，以及在生产过剩时代关于“创造”的知识。总之，这一时期布里奥的理论焦点集中在特定的艺术形式如何具有现实批判性，而“关系美学”作为对90年代艺术的概括正是布里奥用以论述形式与批判性关系的实例。

第二阶段从《后制品》一书问世后到2009年，这一年布里奥集中发表了一系列围绕“另类现代”（altermodern）的文章和著作，并以该主题策划了当年的伦敦泰特三年展。21世纪初，“多元文化论”作为全球化时代的后现代方案就显示出批判力危机。多元文化论类似于一个意义分配系统，异质文化在获得系统的身份定义同时也被削弱了本质存在，因而“文化多样性”根本上是普遍主义对文化形式和想象力限制的结果。在2008年的《茎部生根》（The Radicant）一书中，布里奥从美学角度对这一全球化问题进行讨论并提出了抵抗策略：当代艺术通过创造一种将文化的根须扎入混杂语境和形式的新艺术，来抵制身份定义的系统性力量。^[3]基于对这种转译性而非强制性艺术的分析，布里奥提出以“着眼于当下”的“另类现代性”取代具有历史终点意义的其他现代性方案。在这一时期，布里奥的理论系统地研究了当代艺术中形式的不稳定性，综合表达了他的“另类现代性”观念。(www.xing528.com)

第三阶段是自“另类现代性”观念提出后到布里奥两卷本的《废形式》出版完成。这一阶段，布里奥敏锐地指出当代艺术所面临的困境是资本主义商品幻境已经被揭穿，在艺术中简单地谴责压抑机制或将边缘重新带回中心的种种做法，正在使艺术逐渐丧失批判性而成为另一种政治正确。在《废形式》一书中，布里奥就是要试图回答艺术如何摆脱资本主义可见性分配系统的控制。他提供的解决策略仍然以艺术形式为核心，“废形式”概念的提出与“关系艺术”对“形式”概念的论述一脉相承，只有被系统排除和纳入之物在“形式”中对话，艺术才真正超越了二元对立获得一种新的批判性。总之，这一时期布里奥在更为频繁地从本雅明、阿尔都塞等人那里获取理论资源的基础上，结合了他一直以来对艺术形式的定义，从而更新着艺术与现实的批判性距离。

从布里奥的理论经历可以看出，他将艺术理论与当代艺术的创作不断推向新的现实前沿，对形式和批判性问题的始终关注让他承担着近乎历史先锋派的责任。但是这也显示出艺术形式与批判性的深层矛盾，即本文在开头提出的纯粹形式是否一定具有或不具有批判性的问题。在布里奥看来，形式的批判性显然是有时限的，每个时期的艺术最终都无法避免沦为替资本主义社会稳固性立法的基础，因而形式本身含有批判性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向艺术大众披露这种形式带来的批判效力。从这个角度看布里奥对当代艺术的贡献，或许在于以施行效力角度转换艺术形式批判性研究中的本体论倾向，让当代艺术真正变成了一种“形式使用”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