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走向观念化之后，如何在影像内部进行复杂化叙事成为改造摄影的首要要务。萨考斯基认为，照片作为时空中的一个影像截片，其自身缺乏叙事性，除去文字的说明，你甚至不能知道一张照片在解释着什么，单张照片只能以模糊不清的形式存在于自然之中，它们不是故事，而是散乱的具有启发性的线索。因此，萨考斯基认为摄影的重要使命是象征阅读而非叙事阐述。[17]传统的照片生产方式强调了照片作为一种指示性符号与世界发生关系，照片“不仅是对现实的一次解释，而且是一条痕迹，直接从现实拓印下来”[18]。照片的片段特性意味着信息的局限性，片段性制约了照片的叙事能力。而叙事能力是观念表达的前提，因此如何在照片内部产生出复杂的叙事能力，成为摄影有待解决的挑战。
扩张照片的尺寸成为应对这一挑战的方法之一，尺寸扩张后，照片内元素的信息可容量得到增加，单一元素所携带的信息通过尺寸放大而被感知。巨幅化在同一图像中的多重信息可以通过并置、比较、对立的方式进行精心安置，这些被预先设置的关系通过照片尺寸的放大被凸显出来。例如王庆松的著名作品《跟我学》，这幅尺寸为高130厘米、宽300厘米的作品中，上百句写作在巨幅黑板上的文字成为他观念表达的关键。黑板上那句“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呼应着“麦当劳”“奔驰”“耐克”“大减价”等标识。在这幅作品中，元素与元素之间的关系、这些元素与观者之间的关系成为作品的主题，这一过程是动态的、跳跃的、逻辑的或非逻辑的，其引发的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经济腾飞之后的一种多意、不确定、碎片化的反思。而只有巨幅照片可以为如此多的信息提供容器，这些信息之间的微妙关系也只能在巨幅尺寸之中显现出来。(www.xing528.com)
威廉·弗卢塞尔（Vilem Flusser）认为，如果人们要从影像的表面获得深层意义，需要以一种扫描（scanning）的方式阅读影像，扫描时目光循着一种复杂的路径，这种路径是由画面结构和观者意图来建构，只有通过这样一种对影像的重构，我们才可获得深层意义。[19]照片的巨幅化为画面结构的复杂化提供了温床，为照片所持信息厚度、信息层次的丰富化提供了容器，从而为生产者在单幅照片内部进行复杂化、概念化的知识生产提供土壤。巨幅化的照片通过在技术上尺寸的变化迎合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艺术朝向观念表达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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