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从《四书集注》的北传入手来考察李纯甫对朱子四书学的接受，尚属引申触类的旁证，那么根据李纯甫本人对朱熹著作的实际掌握情况进行求证，则堪称信而有征。《鸣道集说》中对朱熹的商榷共8条，皆摘录自朱子书信、文章，依次为《答张敬夫》《答胡广仲》《答程可久》《答汪太初》《答廖子晦》《答潘恭叔》《皇极辨》和《养生主说》。这类文章不可能零散传播，可见李纯甫应当获得了朱熹的别集。朱熹生前已有文集刊行，皆为选集，今存孤本《晦庵先生文集》前集11卷、后集十八卷共29卷即是，约在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为闽中坊估所刻；诗文全集则于朱熹殁后由季子朱在着手编纂，最迟至宋宁宗嘉定十年（1217）编成《文公文集》88卷，是为后世通行的百卷本文集之祖本。[27]
那么如何确定李纯甫所见为哪个版本？这要通过《皇极辨》一文来考察。此文有前后两本，初本附补记二则，收录于二十九卷本；后本对初本作了大幅改订，删去补记，并将第二则补记独立为《养生主说》一文，收录于百卷本。[28]因此，《皇极辨》的文字成了判断文集版本的关键依据；而《鸣道集说》所录《皇极辨》片段，系从初本中摘出。由此可知，李纯甫见到的应是朱熹生前刊行的文集。鉴于这八篇文字均收在二十九卷本中，再加上坊刻本发行量大、传播广泛的特点，李纯甫所见极有可能就是此本。
通过考察李纯甫对朱熹文集的掌握情况，一方面进一步展示了朱熹著述北传的力度之大、种类之广；另一方面也暗示了李纯甫与朱子《四书》的交集。纯甫所见虽为选本，但朱熹最具代表性的重要文章皆已收录，足以全面而直接地呈现朱熹的思想风貌与学术工作，这也是《鸣道集说》从文集中摘引观点进行商榷的用意所在。尤其是二十九卷本中收录的《论语训蒙口义序》《论孟精义序》[29]《大学章句序》等文章，皆为朱熹编纂《四书集注》的阶段性成果。因此，即便李纯甫真的从未目睹《四书集注》，只要读过了这部文集，也会对朱子四书学的相关工作和基本情况有所了解。
之所以汲汲于求证李纯甫与朱子《四书》的交集，乃是为了引出第三个问题：李纯甫是否采纳了由朱熹所奠基的学术范式，将《四书》视为一个有着内在结构的有机整体？这是李纯甫四书学得以成立的关键前提。朱熹对《四书》的统理与整合，乃是通过“道统”的以次相承与“心学”的一以贯之来实现。道统指历经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子、颜子、曾子、子思直至孟子，存在着独立的传承统绪；心学则是道统的内容、所谓“虞廷十六字心法”。由于“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语文字之间”，《四书》便成为“因其语而得其心”的道统载体与心学寄托，[30]从而具备了本质上的一致性与整体性。(www.xing528.com)
与朱熹的表述相类似，李纯甫也勾勒了一条心学的授受谱系：“《易》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之说，孔子之心学也，自颜子、曾子、子思传之孟子。”[31]这一谱系明显遵循了程朱一系的范式。自韩愈首倡道统以来，北宋诸儒如孙复、石介等，在追迹道统时往往将孟子直接孔子；[32]二程为标举《大学》《中庸》，乃于孔孟之间增入曾子、子思的位置，“孔曾思孟”的传承系统遂成洛学的独特表述。程颐称“孔子没，传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33]二程再传弟子刘子翚著《圣传论》，与朱熹同时代的李元纲著《圣门事业图》，都以孔子下接颜、曾、思、孟。[34]李元纲生平不详，但其道统谱系最后落在二程身上，当属洛学传人无疑。“孔曾思孟”谱系作为一种理论预设，使得《四书》成为连贯的文本序列和完整的思想系统。李纯甫接受了这一预设，也就意味着接受了《四书》的整体形态与理学品质。
综上所述，从四书学概念本身出发，可见李纯甫的四书学是足以成立的。李纯甫不但将《四书》视为重要的思想资源，而且在充分掌握朱熹著作的基础上，对朱子四书学有着明确了解与把握。尽管李纯甫从未使用“四书”这一专有名词，却在事实上采纳了理学视域，将《四书》处理为连贯统一的有机整体。《四书》的内在一致性既在于道统所敷陈的历史逻辑，也在于圣人心法所赋予的价值观念与思想目标，即内圣外王之道。李纯甫同样遵循了这一范式，将道统与心学视为四书学的基本问题，与宋儒分享了共同的理论前提；同时在具体论述层面又呈现出鲜明的个人特色，体现了与宋儒尤其是程朱一系截然不同的思想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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