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四书》北传及《鸣道集说》撰作研究

经过朱熹的整合与创造性诠释，《四书》成为一个具有内在逻辑和义理结构的、作为独立话语系统的整体，^[7]因此四书学应当以朱熹的整合为起点。周春健指出，“四书”得以称“学”，必须“以视四部书为一有机整体，认定四书之间有着规定的次序和关联为学术前提”，“而不能仅衡以是否以四部书或其中一两部书为研究对象，否则便失之于泛”。^[8]这一规定明确了四书学赖以成立的前提，划定了四书学作为独特学术形态的边界，使之从宽泛的理学当中独立出来。而朱熹的奠基之功和一系列建构工作，为四书学确立了基本的学术范式，使得治四书学者无论尊朱与否，都要面对某些共同的基本问题。

李纯甫的四书学得以成立，也必须遵循上述前提。此处涉及三个问题：李纯甫对《四书》的接受程度如何？是否与朱子四书学产生交集？是否将《四书》视为有着内在理路的有机整体？以下即分别予以辨析。

耶律楚材《楞严外解序》称“余故人屏山居士牵引《易》《论语》《孟子》《老氏》《庄》《列》之书，与此经相合者”，^[9]可见李纯甫是以宽容、自由的态度来调动和使用儒释道三家的思想资源：“三圣人……其心则同，其迹则异，其道则一，其教则三。”^[10]三者并非鼎足而立的组成部分，而是“道”的不同形式，具有形上层面的同质性。照此说来，《四书》就并非与佛学简单牵合比附的对象，而是被当作一个完整的、自足的义理系统来对待，追求与佛学的契合贯通。尽管李纯甫的四书学专著如《中庸集解》等已佚，^[11]但从其现存的系统著作《鸣道集说》中，可见对《四书》的大量征引与诠解，充分展现了李纯甫对《四书》的义理阐释。

《鸣道集说》为李纯甫针对《诸儒鸣道集》而作，后者系南宋人选编的一部两宋道学家著作汇编，编纂者已不可考，原刻当在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至四年（1168）间，^[12]现存版本为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黄壮猷修补重刊本，共72卷，计有周敦颐、司马光、张载、程颢、程颐、谢良佐、刘安世、江公望、杨时、潘殖、刘子翚、张九成共12家。然而《鸣道集说》的回应对象却非止此12家，更有吕祖谦、张栻、朱熹3家。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性：（一）《诸儒鸣道集》传播到北方、为李纯甫获取的版本与传世本不同，内容有增益；（二）李纯甫越出《诸儒鸣道集》的收录范围，专门对“乾淳诸老”的著作作出回应。这就要从《鸣道集说》的写作时间与《诸儒鸣道集》的著录情况入手考辨。

李纯甫自谓《鸣道集说》的撰作是“今以承乏于秋闱，考经学数十余日，乘间漫笔于小稿”，^[13]时在金宣宗兴定五年（1221，宋宁宗嘉定十四年）典知贡举任上，^[14]则获得此书的时间应当更早。元好问称李纯甫“三十岁后，遍观佛书，能悉其精微，既而取道学书读之，著一书，合三家为一，就伊川、横渠、晦庵诸人所得者而商略之”，^[15]可知其对《诸儒鸣道集》的研读当在30岁（1206）后，距45岁（1221）命笔之时已有10余年。如果李纯甫接触的是增订后的版本，则黄壮猷重刻时自当以增订本为底本，而不应是断自张九成的72卷本。又成书于宋理宗淳祐初年的《直斋书录解题》、面世于淳祐九年（1249）的《读书附志》及《宋史·艺文志》于《诸儒鸣道集》皆著录为72卷，^[16]未见他本。倘有增订本问世，则南宋以降的目录书中不应无迹可循。(www.xing528.com)

由此便可排除第一种可能，可知李纯甫的确是特意选择吕祖谦、张栻和朱熹作为对话者，这表明他对三家著作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对南宋思想界的前沿动态和顶尖人物也有着充分关注。于是便引出第二个问题：既然李纯甫对朱熹著作有所掌握，那么对朱子四书学是否也有接触和了解？迄今并无直接证据证明其对《四书章句集注》曾加寓目或引用，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依据种种材料进行合理推测。

就南学北传的历史状况而言，南宋和金朝之间并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音讯隔绝、声气不通。宋金和议之后，南宋著述通过移民、使节、商贸等多种渠道源源流入北方，对金朝士大夫有很大吸引力，其中包括大量理学著作。^[17]金朝后期，尤其是章宗泰和二年（1202）更定德运、绍承宋统之后，南学北传的力度进一步加大。此时的金朝学风丕变，由注重汉唐传注之学转向对性理之学的推重。正如李纯甫所云：“伊川之学，今自江东浸淫而北矣。缙绅之士负高明之资者，皆甘心焉，予亦出入其中几三十年。”^[18]王若虚亦云：“国家承平既久，特以经术取人，使得参稽众论之所长，以求夫义理之真而不专于传疏，其所以开廓之者至矣。而明道之说亦未甚行。^[19]三数年来，其传乃始浸广。好事者往往闻风而悦之。”^[20]描述的正是章宗一朝的学术取向。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作为南宋理学宗主的朱熹自然会为北人所知，其著述也多有北传。如元好问《赠镇南军节度使良佐碑》称：“仲泽（王渥）爱其（完颜彝）有可进之资，示之以新安朱氏《小学》书，使知践履之实。”^[21]事在金宣宗兴定四年（1220），^[22]则此书早已北传。元人许有壬《性理一贯集序》称：“前辈言天限南北时，宋行人箧《四书》至金，一朝士得之，时出论说，闻者叹竦，谓其学问超诣，而是书实未睹也。”又《雪斋书院记》称：“宇宙破裂，南北不通，中原学者不知有所谓《四书》也。宋行人有箧至燕者，时有馆伴使得之，乃不以公于世，时出一论，闻者竦异，讶其有得也。”^[23]许有壬之言出于耳食，且带有贬抑金朝学界的成分，不一定准确，但至少可证明《四书集注》的北传确属事实。

元人苏天爵的记载透露了更为明确的线索：“国初有传朱子《四书集注》至北方者，滹南王公雅以辩博自负，为说非之。”^[24]苏氏所谓“国初”，当指大蒙古国成立初期，时在13世纪初，金章宗末、宣宗初。滹南王公“为说非之”，指王若虚撰《论语辨惑》《孟子辨惑》，以为“晦庵删取众说，最号简当，然尚有不安及未尽者”而多有匡正。^[25]按二书的具体撰作时间或在金哀宗天兴元年（1232），^[26]但王若虚对《四书集注》总归有一研读、玩味的过程；再结合苏天爵的记载可知，朱子《四书》可能在章宣之际即已北传并为士林所得见。倘真如许有壬所谓“书实未睹”，王若虚又何以知之？由此可以推测，身为学林先进、对南宋理学保持密切关注并特意引朱熹为对话者的李纯甫，势必会对朱子《四书》倍加措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