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思想对元、明、清学术影响极为深远，元、明、清三代学者的著述之中，征引朱子是一个普遍现象。礼学也不例外。尽管朱子礼学的重点在于制礼，而非考礼，[7]但清代礼学著述依然言必称朱子。究其实，朱子礼学对后世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家礼》和《仪礼经传通解》，朱子之后民间社会的学礼与家礼，全都尊奉朱子订立之仪范。此两部书并非解经之书，作为私家仪注录入《四库全书》“杂礼书”一门，附于礼类之末。除此之外，朱子礼学专论在文集中有50余篇，其余则散见于《朱子语类》《文集》的语录、论文、书信之中，难免零散之弊。
推崇朱子的清儒，试图用汇纂的方式将朱子礼学予以条贯。李光地（1642—1718）从朱子《文集》《语类》中辑出礼学文献，编成《朱子礼纂》五卷，分为论、冠昏、丧、祭、杂仪五目，以类纂集。四库馆臣肯定其整理之功，也指出其“采辑不无遗阙”：
若《文集》有《答潘恭叔书》论编《仪礼、礼记章句》，《答王子合书》论居丧家祭，又有《周礼三德说》、《乐记动静说》、《书程子禘说后》等篇，此书皆不见录。又《与吴晦叔书》论太庙当南向、太祖当东向，虽与此书所录《答王子合书》大义相似，然答晦叔书更为详尽，今乃删详而存略。又《集》载《鄂州社坛记》，前列罗愿在鄂州所定坛壝制度及社稷向位，朱子必以其深合典礼，故详述之，以补礼文之阙，而此书乃尽删前篇，但存某案以下云云，亦失朱子备载之意。[8]
可见朱子礼学内容纂辑不易，讲学论道处处皆可能言礼，离析困难；同一问题，多处阐述，择取不易。即使将上述诸篇全部补入，也未必可以见朱子礼学全貌。
另两部礼学著述，江永（1681—1762）《礼书纲目》与秦蕙田（1702—1764）《五礼通考》，同属以类纂附性质，都是仿朱子《仪礼经传通解》体例编写而成。[9]《礼书纲目》卷首专录朱子论礼文字，分上中下。其上录《朱子乞修三礼劄子》和《朱子考定汉书艺文志》，中录《朱子论编礼书》，即“朱子所以欲编礼书、论列纲领者”，专收朱子文集、语录中与编纂《通解》相关的内容。下录《朱子论礼纲领》和《朱子仪礼释宫》。正文编排，明确表明“尊经之意，当以朱子为宗；排纂之法，当以黄氏丧礼为式”。《五礼通考》卷首为《礼经作述源流》和《历代礼制沿革》，征引朱子论礼书文字而不再单列，其自序说“至于朱子之规模遗意，未知果有合焉否也”，[10]表明编纂体例是体会朱子遗意。《礼书纲目》和《五礼通考》得到清儒的较高评价，体现了清前中期礼学家对朱子类编礼书的认同。不同的是，宋儒将古代吉凶军宾嘉五礼之制转化为冠婚丧祭四礼之学，清儒则相反，江永以四礼为目，标注五礼类属，秦蕙田则完全重回五礼之制。可见对“朱子之规模遗意”，不同时代不同学者的理解是不同的。
清代《礼记》诠释著述约60部，[11]其中乾隆元年（1736）开馆的三礼馆编纂的《礼记义疏》征引朱子最多。“‘三礼馆’的诏开，一则昭示了清高宗对其祖圣祖之文化政策，特别是经学取向思想理念的认同，并最终完成了由理学向经学政治取向的转变；一则开启了学术方向上对经学特别是《三礼》学的有规模、成系统的整理和阐发。”[12]同时，“三礼馆标志着清廷在社会稳定状态下试图以礼守成的治国方略的确立，反映了清中叶以礼代理的学术取向”。[13]其《凡例》十七条由方苞、李绂等人讨论确定，其中第2、6、10条，可说明清前中期对待朱子的主流态度。
一、说礼诸家或专尚郑孔，或喜自立说而好排注疏，纷纷聚讼。兹各虚心体究，无所专适，惟说之是者从之。至于义理之指归，一奉程朱为圭臬云。
一、《中庸》《大学》二篇自宋大儒编为四书，其后俗本《礼记》遂有止载其目而不列其文者，兹仍曲台之旧，以尊全经，以存古本，兼辑朱注以示准绳，而正义等条概置勿用。(www.xing528.com)
一、先儒称郑氏康成，称周程张朱子，及称姓名若某氏某曰等体例，亦归画一。[14]
第2条声称“义理之指归，一奉程朱为圭臬”，表明清代义理取向还是尊崇程朱。第6条说明对《礼记》之《大学》《中庸》两篇的处置，一方面将两篇复归于《礼记》以保存古本之旧，另一方面弃置孔疏全用朱子章句，显然是一种折中调和之法。第10条，尊“周程张朱”为“子”，而开创三礼之学的郑玄被称“郑氏康成”，从称谓上区别出“周程张朱”高出其他儒者的地位。三者都反映了《礼记义疏》以程朱理学为旗帜的编修思想。
三礼馆的编修都是官员兼学者，如朱轼、方苞、任启运、诸锦、杭世骏、蔡德晋、吴廷华、姜兆锡等，都撰有《礼记》诠释的私人著述。他们的《礼记》诠释一方面带有尊奉程朱的皇家学派气象，另一方面也保有学术个性。其他如万斯大《礼记偶笺》、王夫之《礼记章句》也都征引朱子。随着领纂《礼记义疏》或参与讨论的礼学家如朱轼、任启运、方苞、沈彤、吴廷华、江永先后离世，《礼记》诠释征引朱子的风气也发生着变化。
孙希旦《礼记集解》就是学风渐变时期的著述。孙希旦是三礼馆的后辈学者，浙江温州瑞安人，身处清中期江浙学术重镇，深受浙东经史之学熏染。1773年充任《四库全书》馆纂校官校订《玉海》，1781年兼充国史馆三通馆纂修官。三礼馆诏开的乾隆元年（1736），孙希旦刚刚出生。他13岁那年，《三礼义疏》完成。《礼记集解》是孙希旦担任内阁中书时开始编纂的，乾隆三十六年（1771），“辛卯以后，始专治《小戴注》，说有未当，辄以己意为之诂释，谓之《注疏驳误》”。[15]1779年，孙希旦丁忧主讲中山书院期间，又增取宋、元诸家的诠释成果，扩展为对全书的集解五十卷。《礼记注疏驳误》从起初的“驳注疏之误”扩展成一部全新的诠释，遂易名《礼记集解》。
据统计，孙希旦《礼记集解》所引汉唐人注疏除郑注、孔疏、陆德明音外，计162条，征引宋元人注疏计766条，征引明清人注疏计48条，时代不详者5条。[16]宋、元人注疏中，征引朱子最多，共计134条，间接提及的5处不计在内。其次有方悫88条，吕大临85条，陈祥道53条，元人陈澔65条，吴澄63条。《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是书颇宗程朱，本经学家义理一派。”征引数据可为证。稍晚的朱彬（1753—1834）《礼记训纂》征引朱子减至36条。黄以周（1828—1899）《礼书通故》是清晚期考据礼学的代表，辑《三礼》经注中古礼、古制有疑义或异义者3 470条辨析是非。其征引朱子96条，有43条接受认同，有41条明显质疑、反驳朱子。[17]纵向比较清代《礼记》诠释著述征引朱子，从一尊朱子到选择性尊奉朱子，再到质疑、辨正，朱子从思想巨擘退至一家之言，不再具有绝对权威性。
集解是一种传统的注疏方式，是古代学者表达对前代思想认同与反思的常见手法。孙希旦处在思想集大成的清代，又是学术从义理转向考据的时代，《礼记集解》本身也许并没有超越郑注孔疏和历代《礼记》诠释，却能够很好地代表清代《礼记》诠释的特征。《礼记集解》征引朱子礼学，既不同于前期的唯朱子是从，也不同于后期的偏重训诂校勘名物制度，能够代表清儒对待朱子礼学的转变。因此，《礼记集解》征引朱子的情况，展示的是清代礼学对朱子礼学思想的继承与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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