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梅赜献孔安国传非《古文尚书》七

我们现在要考证一个重大的问题：东晋梅赜上奏朝廷的不是《古文尚书》的经文，而是孔安国传。

考《史记·儒林传》：“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156]“安国以今文读之”的意思就是《经典释文序录》所称：“博士孔安国以校伏生所诵，为隶古写之。”孔安国使用隶古书写了《古文尚书》，但《古文尚书》原文尚存于朝廷。《汉书·艺文志》：“《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怀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俱，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这一段文献十分清晰，^[157]孔安国将《古文尚书》原文献给了朝廷后来的。刘向曾经见过原本《古文尚书》，并用《古文尚书》来与欧阳、大小夏侯所传的今文《尚书》对校。这里没有提到有孔安国的《古文尚书传》。

《汉书·刘向传》：“而上方精于《诗》《书》，观古文，诏向领校中《五经》秘书。”汉成帝喜欢并阅读过《古文尚书》。《汉书·刘歆传》：“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汉哀帝时，在刘歆的推动下，《古文尚书》列于学官，被学术界广泛研究。《汉书·儒林传》赞称汉平帝立《古文尚书》。于是《古文尚书》在东汉称为显学。东汉大学者杜林、卫宏、贾逵、马融、郑玄都为之做注，^[158]郑玄死于东汉末年（公元200年），门人弟子众多，《古文尚书》必然盛传。《说文解字叙》称东汉中期的许慎撰《说文》依据的文献有孔安国的《古文尚书》，必是亲见。卫恒《四体书势》：“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恒祖敬侯写淳《尚书》以示淳，淳不能别。”可知曹魏初年确有《古文尚书》流行，而且有抄写本，其抄写本与原文极其相似，可以乱真。曹魏时期的学者对《古文尚书》是熟悉的。王国维《观堂集林》^[159]卷四《汉魏博士考》甚至认为在魏文帝黄初是立古文博士，在整个曹魏时期都是以古文经为官学：“古文学之立于学官，盖在黄初之际。……试取魏时诸博士考之，邯郸淳传《古文尚书》者也，乐详、周生烈传《左氏春秋》者也，宋均、田琼皆亲受业于郑玄，张融、马照亦私淑郑氏者也，苏林、张揖通古今字指，则亦古文家也。余如高堂隆上书述《古文尚书》《周官》《左氏春秋》，赵怡淳于俊、庾峻等亦称述郑学，其可考者如此，则无考者可知。又以高贵乡公幸太学问答考之，所问之《易》，则郑注也；所讲之《书》，则贾逵、马融、郑玄、王肃注也。《王肃传》明言其所注诸经皆列于学官，则郑注《五经》亦列于学官可知。然则魏时所立诸经，已非汉代之今文学，而为贾、马、郑、王之古文学矣。《晋书·荀崧传》崧上疏言‘晋初太学有石经古文，先儒典训，贾、马、郑、杜、服、孔、王、何、颜、尹之徒章句传注，众家之学，置博士十九人’。”^[160]所以知道曹魏末年和晋代初年，朝廷博士和学者都崇尚古文经学，都熟悉《古文尚书》。正因为如此，因此在魏晋时代不可能有人敢伪造《古文尚书》，也没有必要伪造。因为在魏晋时代，《古文尚书》经文尚存于世间，而且一直流传到现在。王肃注经多与郑玄为敌，必然多见郑玄所注《古文尚书》。而且王肃反对郑玄乃多采用贾逵、马融之说，^[161]而贾逵、马融也是古文经学家，所注的都是《古文尚书》，因此王肃肯定读过《古文尚书》。李学勤《论魏晋时代古文〈尚书〉的传流》^[162]列举数证阐明《古文尚书》在曹魏西晋时代在流传，例如曹魏学者郑小同见过《周官》，^[163]皇甫谧《帝王世纪》引述到《古文尚书》的《五子之歌》和《仲虺之诰》等等。

在东晋时代的梅赜献上《古文尚书》的孔安国传后，学者们发现王肃的《尚书注》多与孔安国传相类似，^[164]于是学者们怀疑王肃曾经其实看到过孔安国传，这表明：1.孔安国传是真本，绝非伪造。2.王肃所注的《尚书》经文应该就是《古文尚书》，否则怎么能与孔安国传相类似呢？孔传本来是对《古文尚书》做的传。直到现在还有学者依据陆德明的案语，误以为王肃所注是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这是不可信的。3.王肃注《尚书》多取贾逵、马融等人之说，因此今本孔传绝不是王肃伪造。而陈梦家《尚书通论》^[165]第二部《尚书专论》第一考下篇《东晋的孔安国可能是古文尚书作者》，居然将东晋时代的会稽的孔安国推定为《古文尚书》的作者，全文都是乱推测，简直荒唐无稽，毫无根据，不值得一驳。但他说《古文尚书》不是皇甫谧、梅赜、王肃伪造，这倒是对的。

那么为什么学者盛传东晋的梅赜上呈孔传《古文尚书》呢？我惊讶地发现，这是古往今来的众多学者们对古文献极大的误读。考《经典释文序录》：“江左中兴，元帝时豫章内史枚赜奏上孔传《古文尚书》。”《隋书·经籍志》：“至东晋，豫章内史梅赜始得安国之传奏之。”刘知幾《史通·古今正史》：“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始以孔传奏上。”^[166]研读精思，可知《经典释文序录》和《隋书·经籍志》《史通》的这句话根本不是说孔安国所传的《古文尚书》是东晋的梅赜献给朝廷的，而是说《古文尚书》的孔安国传是梅赜献给东晋朝廷的。在马融郑玄之前，经传分离。^[167]《古文尚书》的孔安国传是单独成书的，并不与《古文尚书》合编在一起。依据《经典释文序录》：“安国又受诏为《古文尚书传》。值武帝末，巫蛊事起，经籍道息，不获上奏，藏之私家。”孔颖达《尚书正义序》：“安国注之，寔遭巫蛊，遂寝而不用，历及魏晋，方始稍兴，故马郑诸儒，莫睹齐学，所注经传，时或异同。”很清楚：孔安国撰写了《古文尚书传》，只是在私家流传，没有作为师法在西汉武帝以来的朝廷的博士和博士弟子中流传，因此东汉学者杜林、卫宏、贾逵、马融、郑玄其实都没有看到过孔安国的《古文尚书传》这本书，甚至大学者刘歆都可能没有见过孔传。但是《古文尚书》本身一直存在，并在汉哀帝以降列为学官，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从诞生之日起一直在私家流传的孔安国《古文尚书传》（这个孔传没有与《古文尚书》原文合编在一起），在东晋时被梅赜得到，于是献给朝廷，绝不是梅赜将《古文尚书》献给朝廷，《古文尚书》一直在流传，从来没有失传过。因此，今本《古文尚书》是真的，所谓的伪孔传也是真的，没有人伪造过孔传。蒋善国《尚书综述》^[168]第三章《古文尚书的发现》柒《东晋梅赜所献孔安国古文尚书传》称：“梅赜所献的《孔安国古文尚书传》既然传授无稽，里面所附经文自然也不可信以为真了。所以不论梅赜所献的《孔安国古文尚书传》或《孔传》所附的《古文尚书》经文，无疑都是伪书。”蒋善国此言完全是无稽之谈。他没有意识到梅赜所献是孔传，而不是《古文尚书》的经文。孔传是没有附经文的，是单独存在的，犹如《经典释文》是脱离经典原文而单独存在的，《经典释文》并没有与经典原文合编在一起。更古老的《尔雅》是为解释《诗》《书》而编撰，但《尔雅》并不与《诗经》《尚书》合编在一起。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孔传的真实性。

在汉魏六朝，伪造经典是容易被识破的。例如：

（一）西汉的张霸伪造百二篇《古文尚书》，很快被识破。《汉书·儒林传》：“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征，以中书校之，非是。霸辞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并。时太中大夫平当、侍御史周敞劝上存之。后樊并谋反，乃黜其书。”王充《论衡·正说》：“至孝成皇帝时，征为古文《尚书》学。东海张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两之篇，献之成帝。帝出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应，于是下霸于吏。吏白霸罪当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诛，亦惜其文而不灭。故百两之篇传在世间者，传见之人则谓《尚书》本有百两篇矣。”张霸伪造《古文尚书》被朝廷用秘府藏书对校，发现其作伪。

（二）齐明帝建武年间，吴兴有个叫姚方兴的人采取马融、王肃之注，伪造了《舜典》的孔传，被梁武帝的博士识破，朝廷不予采用，不列入官学。可见，当时如果有人敢伪造孔传，是容易被识破的，更何况没有一人怀疑《古文尚书》原文是伪造的，那就是因为今本《古文尚书》根本就不是伪造的，本来就是出自孔壁。

马融、郑玄注经至少参照过《古文尚书》。但是陆德明《经典释文》的按语称：“案：今马、郑所注并伏生所诵，非古文也。孔氏之本绝，是以马、郑、杜预之徒皆谓之逸篇。王肃亦注今文，而解大与古文相类，或肃私见孔传而秘之乎？”陆德明的这个见解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学者，马郑所注应该是兼顾了今古文经。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169]批驳了陆德明之说。即使陆德明的按语是正确的，《古文尚书》在东汉广为流传是不可置疑的事实。东汉中期的《说文叙》明称《说文》所依据的就是《古文尚书》（《说文》上奏朝廷是公元121年，安帝朝）。《后汉书·孝安帝纪》延光二年：“诏选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书》《毛诗》《谷梁春秋》各一人。”延光二年是公元123年。更考《后汉书·儒林传》：“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林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由是《古文尚书》遂显于世。”同书《儒林传》又称：“孔僖，鲁国人，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这都表明《古文尚书》一直在流传。东汉的卫宏还有《诏定古文尚书序》，^[170]卫宏提到的诏书很可能是东汉光武帝的圣旨。可知东汉皇帝重视《古文尚书》。《后汉书·杜林传》：“济南徐巡，始师事宏，后皆更受林学。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难困，握持不离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离兵乱，常恐斯经将绝。何意东海卫子、济南徐生复能传之，是道竟不坠于地也。古文虽不合时务，然愿诸生无悔所学。’宏、巡益重之，于是古文遂行。”杜林、卫宏、徐巡都推动《古文尚书》成为显学。《后汉书·贾逵传》：“肃宗立，降意儒术，特好《古文尚书》《左氏传》。建初元年，诏逵入讲北宫白虎观、南宫云台。帝善逵说，使发出《左氏传》大义长于二传者。”汉章帝喜欢《古文尚书》和《左传》这样的古文经。袁宏《后汉纪》卷十二《孝章皇帝纪》章帝建初八年下诏：“其令诸儒学《古文尚书》《毛诗》《谷梁》《左氏传》，以扶明学教，网络圣旨。”足见汉章帝重视《古文尚书》，于是学者多有研习《古文尚书》，从而易于流传。同书同章又曰：“明帝即位，《左氏》学废，乃使郎中贾逵叙明《左氏》大义。逵又言‘《古文尚书》多与经传《尔雅》相应’。于是《古文尚书》《毛诗》《周官》皆置弟子，学者益广。”^[171]汉明帝时，贾逵在推动《古文尚书》成为官学的事情上有重大贡献，其后学者众多，《古文尚书》广为流传。汉章帝又推广以《古文尚书》为首的古文经学，这都使得《古文尚书》流播不绝，不可能丢失。《后汉书·樊英传》：“安帝初，征为博士。至建光元年，复诏公交车赐策书，征英及同郡孔乔。”李贤注：“《谢承书》曰‘乔字子松，宛人也，学《古文尚书》《春秋左氏传》’。”汉安帝时期的孔乔学《古文尚书》。还有许多学《古文尚书》的学者。可知《古文尚书》确实在东汉广为流传。清朝学者唐晏《两汉三国学案》^[172]卷四《尚书》，收集梳理《古文尚书》在汉魏的流传最为详细，文烦不录。只是唐晏以为卫宏、徐巡、马融、郑玄、王肃所见的古文仅仅是杜林漆书《古文尚书》，未免囿于偏见。《后汉书·郑玄传》：郑玄“又从张恭祖受《古文尚书》”。张恭祖的《古文尚书》断然不会限于杜林漆书。更考《诗经·载驱》：“齐子岂弟。”郑笺：“《古文尚书》以弟为圛。”足见郑玄见过《古文尚书》。马融、郑玄都研究过《古文尚书》，但是否做过专门的传和注，尚待进一步考证。当然今古文《尚书》有29篇是相同的。

本文补充一个证据，说明今本《古文尚书》不可能出于魏晋时期的伪造。考今本《尚书·商书·太甲中》：“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而东汉末期的名将吕布字奉先，^[173]曹操的重要谋臣郭嘉字奉孝。“奉先、奉孝”显然是出自《太甲》的“奉先思孝”，遍考文献，不可能有其他来源。同样是今本《古文尚书》的《君牙》：“用奉若于先王，对扬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其中的“奉若于先王”一句，也可以提炼出“奉先”二字，但没有《太甲》那么直接。因此，今本《古文尚书》的《太甲》在东汉必然流行，不可能是魏晋时代才出现的。^[174]

但是陆德明的案语直接误导了孔颖达《尚书正义序》，以为是晋代的皇甫谧才获得《古文尚书》，并称：“但古文经虽然早出，晚始得行。”刘知幾《史通·鉴识》：“夫人废兴，时也，穷达，命也。而书之为用，亦复如是。盖《尚书》古文，《六经》之冠冕也，《春秋左氏》，《三传》之雄霸也。而自秦至晋，年逾五百，其书隐没，不行于世。既而梅氏写献，杜侯训释，然后见重一时，擅名千古。”也误以为梅赜所献是《古文尚书》经文与孔传。^[175]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尚书》十二卷《尚书注》十三卷这一条的解说也是承接了陆德明和孔颖达的观点。陈振孙也认为孔安国的《古文尚书》在杜预以前的人都没有见过。其实只是孔安国的《古文尚书传》在梅赜以前没有流传（但早已存在），《古文尚书》一直在流传。据孔颖达《尚书正义·虞书》下称：“《晋书·皇甫谧传》‘姑子外弟梁柳边得《古文尚书》，故作《帝王世纪》往往载孔氏传五十八篇之《书》’。”^[176]《直斋书录解题》卷二称：“皇甫谧得《古文尚书》于外弟梁柳，作《帝王世纪》，往往载之。”这个记载本于六朝的《晋书》，应该是事实，也只说明西晋的皇甫谧见到过《古文尚书》。又，《毛诗·玄鸟》的《正义》和《水经注·汳水注》都称：“皇甫谧称引古文《仲虺之诰》。”可见西晋的皇甫谧见过《古文尚书》的《仲虺之诰》。而且因为同是西晋人的范宁也见过《古文尚书》，断不可能出于伪造。陈振孙接着有一段推论：“盖自太保郑冲授苏愉，愉授梁柳，柳授藏曹，曹授梅赜。赜为豫章内史，奏上其书。”这一段话固然也是依据唐以前的《晋书》，但却是完全错误的，唐朝所修《晋书·皇甫谧传》就没有此文，^[177]当是唐朝学者认为此言不可信而删除。且不说《古文尚书》的传授过程没有根据，而且《经典释文叙录》和《隋书经籍志》《史通·古今正史》讲得非常清楚，梅赜所献的不是《古文尚书》，而是孔安国的《古文尚书传》。孔颖达、陈振孙都没有分清楚经传之别，其说完全是凿空之谈。刘知幾《史通》前后矛盾，致其认识模糊。然而其误说被后世学者迷信，谬种广传，阎若璩、《四库提要》等都承其误说，今不可不匡正。

《经典释文序录》：“亡《舜典》一篇，购不能得，乃取王肃注《尧典》从‘慎徽五典’以下分为《舜典》篇以续之，学徒遂盛。后范宁变为《今文集注》。”这段文献明白显示：所谓的亡《舜典》一篇，并不是失去了《古文尚书》原文的《舜典》，而是丢失了《舜典》的孔安国传，于是将王肃所作的《尚书注》关于《舜典》的注解分出来填补残缺的孔安国传。即今本孔传的《舜典》章的传是王肃的注，不是孔安国的传，这与《古文尚书》原文毫无关系。后来西晋学者范宁将孔安国与王肃的合注，改名称为《今文集注》，这仍然说的是孔安国与王肃的合注，《经典释文序录》著录有范宁《集解》十卷，也是注解，与《古文尚书》原文没有关系，而且西晋的范宁见过并非常熟悉《古文尚书》。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是范宁将《尚书》古文改为了今文。^[178]

或许有学者要问：出自孔壁的《古文尚书》只有一部，一直藏于秘府，民间学者如何多有？不知西汉以来朝廷和民间都流行抄书，一书在博士或学者中流传，往往被抄写以广传播。而且朝廷专置写书之官。王国维《观堂集林》^[179]卷七《汉时古文诸经有转写本说》列举六证，阐明在汉代的古文经有转写本，《古文尚书》也有多种抄写本。王国维虽然谦称其证据为“悬拟”，但很有说服力。近代大儒刘申叔《左盦集》卷一《中古文考》^[180]：“盖安国于古文《尚书》，既以壁书故简献秘府，复录副本为二：一以授徒，数传而至涂恽、桑钦；一藏于家，数传而至孔僖。”王国维、刘申叔皆命世大儒，都认为在西汉以来古文经有抄袭本，并非只有一个原本。更考《汉书·艺文志》：“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可见汉武帝专门设置了官衙来抄写书籍，所以包括《古文尚书》在内的古文经才得以广泛流传，只是在汉哀帝以前没有立为官学而已。而且杜林获得漆书《古文尚书》也很可能是从先秦传下来的一个战国时代的抄本，是秦始皇焚书的漏网之鱼，也可能是从孔壁中书传出来一部分。^[181]更考《汉书·路温舒传》：“父为里监门，使温舒牧羊，温舒取泽中蒲，截以为牒，编用写书。”师古曰：“小简曰牒，编联次之。”路温舒喜欢抄书。《后汉书·班超传》：“（班）固对：为官写书，受直以养老母。”班超为官府抄书，赚钱来养老母亲。两汉确流行抄书。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182]卷一第二《言古文亡于西晋乱，故无以证晚出之伪》依据《隋书·经籍志》认为《古文尚书》亡于西晋的永嘉之乱，整篇完全是猜测之言，没有任何证据。^[183]考《隋书·经籍志》：“晋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书》经文，今无有传者。及永嘉之乱，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并亡。济南伏生之传，唯刘向父子所著《五行传》，是其基本法，而又多乖戾。”这段文献极为精确。

（一）晋代皇家藏有《古文尚书》，并非梅赜所献。

（二）永嘉之乱，是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并亡，《古文尚书》没有亡。

（三）伏生所传的《尚书》在隋代之前早已亡失。从《经籍志》的上下文脉来看，明显不是说东晋梅赜所上奏的孔传就是晋代皇家所藏的《古文尚书》。《经籍志》还指出：“又有《尚书逸篇》，出于齐、梁之间，考其篇目，似孔壁中书之残缺者。”这个论断也十分正确，足以反驳陆德明《经典释文》的案语。《尚书逸篇》的含义是《尚书》所残缺的零章碎句，并非今文《尚书》之外的各篇。^[184]

一代大儒陈汉章《西晋有书孔传说证》^[185]列举五证，论证了孔传在西晋时期已经流行，极为精辟。今略转述数证如下：(www.xing528.com)

（一）杜预议《礼》，郭璞注《尔雅》，皆引《书传》，景纯卒于明帝大宁甲申，犹在元帝之后。元凯卒于武帝太康甲辰，生于魏文帝黄初壬寅，假令时无《孔传》，何由引信默之文，以说谅阴？

（二）《后汉书·逸民传》引皇甫谧称孔安国书注之说。足见皇甫谧见过孔传。

（三）皇甫谧《帝王世纪》提到盘庚迁殷，改商为殷，殷是偃师。这应该是引用了孔安国《尚书序》。

（四）《晋书·荀崧传》称东晋元帝大兴中，^[186]所置博士有《古文尚书》孔氏，在梅赜上奏孔传之前。

（五）文章末引述刘申叔之信称：“刘君申叔与余信：《续汉书·祭祀志注》：晋武帝初，司马绍统表引安国说，可知《孔传》非出于东晋。余彖辑旧作证成之，固非为伪孔作冤词也。山阳丁氏《尚书余论》亦谓《古文书》行于西晋。梅氏、朱氏、阎氏，皆失之不考，考之未密。”刘申叔之说显然是有根据的。

（六）唐朝修《晋书》，没有提到梅赜献《古文尚书》之事，应该是初唐学者就已经认为《古文尚书》本来就不是梅赜所献。以上转录仅仅是其部分证据。只是陈汉章还是认为孔传是伪书，不出前人窠臼。而且晋元帝立《古文尚书》孔氏应该是在梅赜上奏孔传以后，^[187]因此这条不能作为孔传流行于西晋的证据。

李学勤《〈尚书孔传〉的出现时间》^[188]称孔安国传出现于魏晋时代，并非始于东晋的梅赜。李学勤此文其实只是承袭了陈汉章的观点。而且刘申叔《尚书源流考》^[189]早说过：“近儒治《尚书》，或以伪孔《经》《传》始于东晋，或以梅赜所献即魏人作伪之本，二说均非。知者，魏、晋之间，实有《尚书》孔传。”以下多有举证，讨论甚详，基本上包含了陈汉章之文的材料。刘申叔、陈汉章、李学勤的论证说明了孔安国传不可能是东晋的梅赜伪造的，也不是西晋的皇甫谧伪造的。陈梦家《尚书通论》也认为孔传不是王肃、皇甫谧、梅赜伪造的。梅赜将孔安国传上呈朝廷后，东晋学者发现其与王肃注《尚书》颇多类似，只是怀疑王肃曾经见过孔传，整个六朝隋唐没有人认为孔传是王肃伪造。但李学勤先生此文说：“以上所述，我想已经足够说明魏晋时代之间已有《尚书孔传》的存在。这样讲，当然不是认为《孔传》成书于西汉的孔安国。”^[190]李先生主张孔传是从孔安国开始，由孔安国、孔僖、孔季彦、孔猛等人陆续增补修订编撰而成。我们认为这个推测是没有根据的，今本孔传在东晋梅赜上呈时已经有所残缺，因为学者们发现孔传与王肃注《尚书》相类似，于是从王肃注中选取相关部分填补进去。不能因此说今本孔传是在孔家人手中代代流变而成。皇甫谧从梁柳那里见到《古文尚书》，这是真实的，但与后来的梅赜上奏的孔传是不相干的两回事。李学勤此文也没有分清楚这一点，而是将皇甫谧见到的《古文尚书》和梅赜上呈的孔安国《古文尚书传》完全混为一谈，其实两者没有任何关系，梅赜上呈的只是孔安国的《古文尚书传》，而不是《古文尚书》经文。《古文尚书》其实在皇甫谧之前一直在流传，在被学者研究和注释，在整个曹魏时代都是立于学官。李学勤很可能没有意识到在马融、郑玄之前，都是经传分离，孔安国传并不与《古文尚书》合编在一起，是各自分别地存在和流传的。

但我们要对学者们讨论的具体证据做一些辨析。

（一）我们认为杜预应该没有见过孔安国传。陈汉章等学者依据《晋书》杜预论礼的观点有《尚书》孔安国传解释“谅阴”为“信默”，判断杜预见过孔传。其实，在陈汉章之前刘申叔先生《尚书源流考》^[191]早已讨论了这个材料，也认为杜预的观点是出自孔传。我们认为这个证据不够有力。因为《尚书》说殷高宗武丁“谅阴”三年不言，见于《古文尚书》的《说命》，也见于今文《尚书》的《无逸》。将“谅阴”解释为“信默”当是依据王肃注，而不是孔安国注，因为王肃注与孔安国注非常类似，很多注解是相同的。所以不能依据这一点来判断杜预见过孔传。陈梦家《尚书通论》认为杜预采用的是马融注，也有可能，因为王肃也多采用贾逵马融的注解。我们有证据表明杜预没有见过孔传。

1.考《左传·宣公二年》：“公嗾夫獒焉。”杜预注：“獒，猛犬也。”而陆德明《经典释文》引《尚书》孔传曰：“獒，大犬也。”可见杜预注与孔传不合，杜预没有引述孔传。

2.《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规偃豬”。《经典释文》引《尚书传》称“停水曰豬”。今本《尚书·禹贡》孔传：“水所停曰豬。”而杜预在《左传》此处对“豬”无注，只有通释：“偃豬，下湿之地，规度其受水多少。”可见杜预没有见过孔传。

（二）我们认为陈汉章所引证的《后汉书·逸民传》引皇甫谧称孔安国书注之说是不可信的。考《后汉书·逸民传》的“野望二老”条注：“《帝王纪》曰‘案《孟子》，桀卒于鸣条，乃在东夷之地。或言陈留平丘今有鸣条亭也’。唯是安国注《尚书》云，鸣条在安邑西。考三说之验，孔为近之。”这条注文应该这样断句。“唯是安国注《尚书》云，鸣条在安邑西。考三说之验，孔为近之”这几句话不是皇甫谧《帝王世纪》的引文，而是李贤注所加的按语。《太平御览》卷194引《帝王世纪》此文正好没有“唯是安国注《尚书》云，鸣条在安邑西。考三说之验，孔为近之”这几句。^[192]所以，不能依据此文来证明皇甫谧见过孔传。陈梦家《尚书通论》^[193]第四部分《尚书补述》（一）《西晋时有无孔传本的考察》本来已经指出这个问，但李学勤《论魏晋时代古文〈尚书〉的传流》^[194]不取陈梦家之说。我们认为陈梦家对古文献的解释是正确的，李氏之说站不住。

（三）《史记·封禅书》正义引《帝王世纪》云：“殷汤都亳，在梁，又都偃师，至盘庚徙河北，又徙偃师也。”陈汉章认为《帝王世纪》此文是依据了孔安国的《尚书序》：“盘庚五迁，将治亳殷。”两相比较，我们实在看不出皇甫谧《帝王世纪》是依据孔安国的这句话写成的。倒是《礼记正义》卷十六：“案《世本》及《汲冢古文》并云：郑以为汤都偃师，为亳邑。”《汲冢古文》当是指古本《竹书纪年》。很有可能《帝王世纪》是依据《世本》和古本《竹书纪年》而来，与孔传无关。因此，这条理由也不能成立。

（四）陈汉章引述刘申叔之信称：“刘君申叔与余信：《续汉书·祭祀志注》：晋武帝初，司马绍统表引安国说，可知《孔传》非出于东晋。”又见刘申叔《尚书源流考》，^[195]刘申叔讨论颇详，文烦不录。我们仔细考察相关文献，可知此说实在不可信。晋武帝时的司马绍统没有见过孔安国传。考《后汉书·祭祀志》：“安帝即位，元初六年，以《尚书》欧阳家说，谓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为上下四方之宗。以元始中故事，谓六宗《易》六子之气日、月、雷公、风伯、山、泽者为非是。三月庚辰，初更立六宗，祀于雒阳西北戌亥之地，礼比太社也。”李贤注：孔安国曰：“精意以享谓之禋。宗，尊也。所尊祭其祀有六：埋少牢于太昭，祭时也；相近于坎坛，祭寒暑也；王宫，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萗，祭星也；雩萗，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谓也。《孔丛》曰：宰我问六宗于夫子。夫子答如安国之说。”其中的《孔丛》语出自《孔丛子·论书》篇。所引孔安国语固然见于《尚书·舜典》的孔传，但还见于《论衡·祭意》篇和古本《孔子家语》。依据今本《孔子家语》的《后序》，孔安国之孙孔衍上书汉帝，明确称孔安国撰《孔子家语》，至少魏晋时期的人相信古本《孔子家语》是孔安国所撰。《四库提要》认为今本《孔子家语》是王肃伪造，自撰自注，所以列入《儒家类存目》。这也没有什么道理，连擅长疑古的朱熹和崔东壁也认为不是王肃伪造。^[196]只是今本《孔子家语》不是古本《孔子家语》。《四库提要·孔丛子》称《孔丛子》关于《舜典》“禋于六宗”的阐述与孔传、《孔子家语》相同。考今本《孔子家语》并没有“禋于六宗”的内容。《四库提要》此言应该是依据《后汉书·祭祀志》的李贤注而来，则《四库提要》是将李贤注提到的孔安国之说理解为《孔子家语》的内容，而不是孔安国《古文尚书传》，这是完全正确的。由于《论衡·祭意》有关于“禋于六宗”与孔安国说相同的记载，可以判断《论衡》此文也是来自古本的《孔子家语》。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西晋的司马绍统提到“六宗”问题时不提《论衡》而提孔安国？因为《论衡》也是来自古本《孔子家语》。

李贤注又称：“晋武帝初，司马绍统表驳之曰：‘安国案祭法为宗，而除其天地于上，遗其四方于下，取其中以为六宗。’”细读此文，可知晋武帝初，司马绍统在上表中提到的“安国案祭法为宗，而除其天地于上，遗其四方于下，取其中以为六宗”以及前面提到的孔安国关于六宗的观点都不是来自孔安国的《古文尚书传》，而是来自古本的《孔子家语》。由于东汉的《论衡》也有“禋于六宗”，而学术界公认在东汉的王充时代（公元1世纪）还没有流行孔传。所以《论衡》此文只能是来自古本孔安国《孔子家语》，而不是来自孔安国《古文尚书传》。因此，晋武帝初，司马绍统上表提及孔安国关于六宗的观点与孔安国传无关，不能以此作为孔传在西晋初流行的依据。

（五）《尚书·汤誓》的《正义》引皇甫谧云：“《伊训》曰‘进攻自鸣条，朕哉自亳’。又曰‘夏师败积，乃伐三朡’。”李学勤《论魏晋时代古文〈尚书〉的传流》^[197]不否定皇甫谧之言出于孔安国的《书序》，以此作为皇甫谧见过孔传的证据。然而考《史记·殷本纪》：“夏师败绩，汤遂伐三，俘厥宝玉。”皇甫谧《帝王世纪》之言很可能取自《史记·殷本纪》，未必来自孔传。^[198]因此，这个材料不能作为皇甫谧见过《古文尚书传》的证据。

陈梦家《尚书通论》^[199]第四部分《尚书补述》（一）《西晋时有无孔传本的考察》在综合考察了相关材料后得出结论：1.魏晋之间的皇甫谧、郭璞皆未尝引《尚书》的“孔安国注”。2.他们亦未尝引伪《古文尚书》。陈梦家还对陈汉章和吴承仕的观点予以了批驳。我们认为陈梦家的第一个结论应该是正确的，没有确切证据表明皇甫谧见过孔传，他只见过《古文尚书》。刘起釪《尚书学史》^[200]第六章第3节经过辩证后也认为皇甫谧没有见过今本孔传。但刘起釪坚持认为皇甫谧没有见过《古文尚书》经文，我们认为这是不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