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命》：“呜呼！明王奉若天道。”《群书治要》卷二引“呜呼”作“乌虖”。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细节。因为《群书治要》“乌虖”的字形是春秋以前的字形，与西周金文相吻合，这是魏晋人无论如何伪造不了的。详考如下：
从汉语史论之，联绵词容易发生偏旁同化的现象，如1.“展转”，由于这个联绵词的同化作用，后演变作“辗转”；2.“息妇”由于联绵词的同化作用，后演变为“媳妇”；3.“女壻”由于联绵词的同化作用，后演变为“女婿”。4.“觱篥”有异形词作“悲栗”，由于联绵词的同化作用，后演变为“悲栗”。[113]5.“峨眉”由于联绵词的同化作用，后演变为“峨嵋”。6.“空峒”由于联绵词的同化作用，后演变为“崆峒”。7.“悲戚”由于联绵词的同化作用，后演变为“悲戚”。8.贾谊《吊屈原》文有“鷎翔”一词，由于联绵词偏旁的同化作用，后演变为“翱翔”。9.“乌呼”由于联绵词偏旁的同化作用，后演变为“呜呼”。10.“昏姻”由于联绵词偏旁的同化作用，后演变为“婚姻”。类例极多，不能详举。我们可以说凡是发生联绵词偏旁同化之前的字形一般要早于偏旁同化之后的字形。详考《殷周金文集成》，完全没有“呜呼”这个联绵词，金文皆作“乌虖”，无一例外。除了加“口”旁为晚出字形外，用作语气词的“虖”比“乎、呼”都要古老，在西周已经存在。在金文中的“乎”都是用作“呼唤”义，都是作动词，没有作语气词用的。金文中完全没有“呼”字。[114]更考《左传·襄公三十年》：“乌乎，必有此夫。”作“乌乎”。《左传》为古文经，此保留了古字形。尤其是作“乌”不作“呜”，与金文吻合。如西周晚期的《禹鼎》，[115]还有《殷周金文集成》第2824器，[116]又西周早期的《效尊》。[117]《殷周金文集成》第6014器也属于西周早期，[118]都是作“乌”。罗振玉编纂《鸣沙石室佚书正续编》[119]所收《唐写本隶古定尚书残卷》皆作“乌呼”，无一例作“呜呼”，正保留了古本。遗憾的是《唐写本隶古定尚书残卷》的“乌呼”都没有作更古老的“乌虖”或“乌嘑”。
作为语气词的“乌”，在今本儒家《十三经》中只见《左传》，其余各经都作“呜”。考《左传·宣公二年》：“乌呼！我之怀矣。”阮元《校勘记》批评各本作“呜”不正确。[120]足见阮元等清儒知道“乌呼”要早于“呜呼”。《左传·昭公二十七年》：“呜呼，为无望也夫”。阮元《校勘记》称：“石经、淳熙本，呜作乌，是也。古‘乌呼’字不作‘呜’。”《左传·哀公十六年》：“呜呼哀哉。”阮元《校勘记》称当以作“乌”为是。[121]真是专门学者明通之论。[122]则《左传》都是作“乌”，没有作“呜”的，与金文完全吻合。[123]《金文诂林》第2439页的案语称：“乌，俗别作呜，非。”如以时代先后排出序列，可以排比如下：乌虖→乌嘑→乌呼→呜呼。
“呜呼”这个字形必是秦汉时代才有的，不存在于战国及以前。笔者甚至怀疑“呼”字形是在秦系文字的小篆中都没有的字形，必是由“嘑”简化而来。在古文字中只能看到“虖、嘑”，完全没有“呼”。甚至在秦统一后的秦系文字中还只能发现“嘑”。[124]陈松长编《马王堆简帛文字编》[125]有一处“嘑”，没有“呼”字；骈宇骞编《银雀山汉简文字编》[126]也没有“呼”字。张守中编《张家山汉简文字编》有两处“嘑”字，没有“呼”字。季旭升《说文新证》[127]干脆不收“呼”字，未为无见。因此，我们虽然可以确定“呼”字是“嘑”简化而来。但是直到西汉中后期以前都只有“嘑”，没有“呼”。直到某些汉印才出现“呼”字[128]。据臧克和《汉魏六朝隋唐五代字形表》[129]289页，“呼”有两处出现于《居延新简》。这是目前能够找到最早的“呼”字形。[130]因此《说文》的“呼”是许慎自己加进小篆的，也就是所谓“汉篆”。在西汉中后期以前根本无“呼”。可知今本《十三经》和西汉中期以前典籍中凡是“呼”字皆是在西汉中后期以降才由“嘑”简化而来。东汉时代流行不少简化字，说不定“呼”字是在东汉才广泛流行。[131]笔者推测可能是由东汉注经的经学大家根据东汉简化的俗字所改。今本《说命》作“呜呼”是西汉以后才有的字形，而《群书治要》所引的“乌虖”合于金文和《左传》，肯定保留了先秦《说命》的原貌，魏晋以降的人根本伪造不了。其“呼”字的原本应是作“嘑”，这是战国和西汉中期以前的字形。其“呜”原本是“乌”，秦以后由于“乌嘑”作为联绵词联用从而偏旁同化而造成“呜”。“呜”在先秦古文字中不存在。《说文》没有“呜”字。迄今为止的先秦古文字材料中没有发现“呜”字。我们的结论是：先秦典籍中所有的“呜嘑”字形，原本在西周春秋都是作“乌虖”，在战国的北方文字作“乌嘑”（战国金文保留西周春秋的传统也用“乌虖”），在战国的楚系文字作“于虖”；在《楚辞》中作为虚辞只有“乎、虖”（以“虖”为古），没有“呼（嘑）”，与出土楚文字数据完全吻合。
作“乌嘑”属于战国时代北方文字系统。[132]秦系文字中也有这个字形，因为“嘑”字形出现在《关沮秦汉墓简牍》中。[133]更考徐无闻主编《甲金篆隶大字典》[134]80—81页收有《侯马盟书》和秦汉时代的“嘑”字。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135]456页也收入《侯马盟书》的两个“嘑”字。黄德宽《古文字谱系疏证》[136]1282页收《侯马盟书》和《余义钟》的“嘑”字。《侯马盟书》的年代学界有异说，[137]当以战国时代为确。[138]《余义钟》[139]的铭文和时代疑问甚多，学术界没有定说，不能作为讨论的根据。“嘑”不见于西周春秋的金文，甚至不见于战国时代的金文。[140]我们确定凡是出现可靠的“嘑”（西汉中后期开始简化为“呼”）字的文献都属于战国以后，不能早至春秋，春秋时代没有“嘑”字形。这个标尺极为重要，有助于考察判定很多典籍的成书年代或抄写年代。(www.xing528.com)
另外，由于金文中的作为动词的“乎”与作为语气词和介词的“虖”纹丝不乱，绝不相混。因此，我们强烈认为在传世经典中作为语气词和介词的“乎”是从西周以来的金文“虖”简化而来，而不是直接承袭了金文中作为动词的“乎”。[141]前人对此也有类似的考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乎”字条称：“乎，《史记》多以‘虖’为之。”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虖”字注：“《汉书》多借‘虖’为‘乎’字。”李富孙《春秋左传异文释》[142]卷一：“《汉书》凡‘乎’字皆作‘虖’。”[143]这都显示出经典中的“乎”是来源于“虖”。而且在传世典籍中的“乎”几乎都是作虚词，从不与动词的“呼”相混，即从不用作动词表示“呼唤”。因此，典籍中作为虚词的“乎”不是继承了金文中作为动词的“乎”的字形，而是从金文虚辞“虖”字简化而来。在战国文字中只有“虖”，没有“乎”。“乎”字开始出现应是在秦系文字的小篆中，当是李斯将“虖”简化为“乎”。所以《说文》中有此字。陈松长编《马王堆简帛文字编》[144]和骈宇骞编《银雀山汉简文字编》[145]都有“乎”字。据臧克和《汉魏六朝隋唐五代字形表》[146]23页“乎”字条收有多个西汉文书的“乎”字形。根据以上文字学的考察，我们可以判定《毛诗》的“于乎”和《史记》引《洪范》中的“于乎”原本应是作“于虖”，只是西汉以来在传抄中被简化为“于乎”。我们应当根据“于虖”这样的字形来考辨相关典籍的年代，不能根据典籍在传抄中被简化了的字形来作推论。
综上所述，“乌虖”字形演变的轨迹是：从“乌虖”（自西周金文以来至战国以前的惯例）→“乌嘑”（战国时代北方文字系统）→“呜嘑”（秦系文字小篆以后）→“呜呼”（西汉中后期以降）。
以上演变规律是一个文字形体简化的过程，其演变的轨迹甚为清晰，因而有助于我们考论相关古籍的成书或抄写的年代。例如《尚书·康诰》：“呜呼！敬明乃罚。”其中的“呜呼”，内野本作“乌虖”，则内野本此处保留了春秋以前金文的古老字形，弥足珍贵。《群书治要》引述《说命》作“乌虖”，这是西周至战国金文的字形，战国竹简已经罕见，秦以后已经不用了，只有秦汉时代保留的先秦古书才有残留。魏晋人怎么可能将当时流行的字形“呜呼”改换成西周春秋的金文字形“乌虖”？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只能是今本《说命》本身的古本就是作“乌虖”这个字形，这是后人伪造不了的。这是本文明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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