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本《说命》：“王宅忧，亮阴三祀。”根据《尔雅》，夏代称岁，商代称祀，周代称年。《说命》称“三祀”，不称“三年”，这是其书成立于商代的语言证据。因为春秋以降的文献，引用这条时往往改为“三年”。考西周初年周公作的《无逸》：“乃或亮阴，三年不言。”[107]就已经改“三祀”为“三年”。这样的变异正是汉语史的时代变迁的标志。周公作《无逸》用的是西周人的惯用词“年”，而不是商代的“祀”。周公作《无逸》时肯定见到过商代原本的《说命》。《论语·宪问》：“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国语·楚语上》：“白公子张曰：昔殷武丁能耸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于是乎三年，黙以思道。”[108]《吕氏春秋·重言》：“高宗，天子也，即位谅闇，三年不言。”《礼记》言及高宗三年不言的地方很多。例如《礼记·丧服》：“《书》曰：‘高宗谅阴，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礼。”《淮南子·泰族》：“高宗谅阴，三年不言。四海之内，寂然无声。”都是用“三年”，而不是“三祀”，是承袭了西周文献《无逸》的用词，而不是商代文献《说命》的用词。[109]《说命》和《无逸》这个细节差异正好证明了两者是不同时代的文献。《说命》成立于商代，应无可疑。罗振宇《殷虚书契考释》称：“卜辞称祀者四，称司者三。……是商称年曰祀，亦曰祠。”董作宾《殷历谱》上编卷三《祀与年》[110]称：“殷代祀王年者，今所见于卜辞中惟一‘祀’字，如称‘惟王二祀’、‘王廿祀’是也。亦有称年为‘岁’者，以数字记‘年’者，然不见‘惟王若干岁’或‘若干年’之载记也。据余考之，殷人称一年为一祀，乃帝乙、帝辛时之事。此与祀典有密切关系，说见下章。其前不称‘祀’，或称‘年’，以不入卜辞，莫由征之矣。”则董作宾以殷人称年为“祀”是开始于殷商最后两代君王帝乙和帝辛，乃商代晚期之事。胡厚宣《殷代年岁称谓考》[111]一方面认为甲骨文中有称“年”之例，卜辞年代主要是在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康丁，还有武乙、文丁时期，且所举例证不算充分。但同时称：“至于称祀之例，自今日之材料观之，则多至三十余条，亦不止罗氏祀四司三而已也。约而论之，称祀者盖始于武乙、文丁时之卜辞。字作巳，巳即祀也。而以帝乙、帝辛时所见为最多。”举证颇多，则又将年代推前至武乙、文丁时代，已经开始用“祀”表年。胡厚宣还称：“则年与岁者，几乎为各期卜辞中所常见之普遍称谓，又安能谓殷无年岁之称，而《尔雅》之说为不误乎！”胡厚宣推测商代可能也有“年、岁”之称。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112]第五章《殷代的历年》讨论用“年、岁、祀”较详细，结论也是说早中期都是用“年、岁”，而晚期多用“祀”，这种纪年法来源于祭祀。总之，帝乙、帝辛时代用“祀”纪年已经很普遍，周代初年还沿用“祀”来纪年。周成王以后就改用“年”了。
我们只能认为是《无逸》依据了今本《说命》，而不是今本《说命》的所谓伪造者抄袭了《无逸》。如果今本《说命》出于战国以后，是抄袭了《无逸》的语句，那么今本《说命》应该是如同《无逸》一样作“三年”，而不可能是作“三祀”。而《无逸》以来的文献如《论语》《国语》《礼记》《吕氏春秋》《淮南子》等都是作“三年”，作伪者怎么可能造出一个商代语言的“三祀”？因此，今本《说命》肯定是商代文献，虽然在流传中可能经过西周人的校勘而发生某些变异，但今本《说命》的主体成立于商代不可置疑，万不可能是战国以后人所能伪造的。(www.xing528.com)
以上四证也可以证明今本《说命》断然不是战国以后所能伪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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