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命》在先秦其他文献中的引述及真实性辨析

除了《国语·楚语》外，先秦文献对《说命》还多有引用，我们将散见于群书的引文，与今本《说命》相比对，可以判断不可能是东汉以后人根据那些零散的引文而伪造《说命》，只能是引述了今本《说命》。考论如下：

（一）《说命》：“说复于王曰：惟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后克圣，臣不命其承，畴敢不祗若王之休命？”《群书治要》卷二引“不”作“弗”，“畴”作“谁”。当以作“弗、谁”为古本。更考《荀子·劝学》：“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荀子》的“木受绳则直”明显脱化自《说命》。西汉《大戴礼记》卷七《劝学》引述《荀子》：“木从绳则直，金就砺则利。”魏晋人不可能根据《荀子》或《大戴礼记》的这句话伪造出今本《说命》的这一大段话。称“木”为“正”也是比称“木”为“直”更为古老的说法。先秦以来的文献几乎没有说“木”为“正”的，基本上都是说“木直”，魏晋人怎么可能伪造出“木从绳则正”的说法？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况且，西汉晚期的刘向编撰的《说苑》卷三《建本》引孔子曰：“木受绳则直，人受谏则圣。”《说苑》此二句显然是来源于今本《说命》，不可能是出自《荀子》。因此，在西汉的刘向以前，今本《说命》肯定已经广为流行。^[68]《说苑》既然称是“孔子曰”，则可知此言不是刘向自己编撰的，或许孔子曾经以《说命》此语教育学生，所以改《说命》的“后”为“人”，这个改动显示出引述者孔子的说话对象不是君王，而是普通人。此言被孔子学生记录流传，从而被刘向误以为是孔子语录，此语可能在已经失传的那部分《大戴礼记》中。我们也不好轻易说刘向搞错了出典。依据刘向此言，我们反而可以确证当年孔子读过今本《说命》，不是其他版本的《说命》。当然，《说苑》此言的原文也可能就是作“后”，在流传中被改为“人”，即“人”是“后”之讹。

（二）《说命》：“惟天聪明，惟圣时宪，惟臣钦若，惟民从乂。”而西汉末期大学者扬雄《法言·问明》：“惟天为聪，惟天为明。”《法言》的这两句显然是出典于《说命》的“惟天聪明”。则扬雄应该见过今本《说命》。因此，今本《说命》断不可能是魏晋以后才出来。《法言》此言没有说是引据《说命》，后世伪造者怎么可能将这样的文句改编后，恰到好处地安放到今本《说命》中的这个位置，而且与《说命》的上下文如此连贯？这是不可想象的，也绝对是不可能的。如果作伪者依据《法言》“惟天为聪，惟天为明”伪造出《说命》“惟天聪明”，那么《说命》紧接着的“惟圣时宪，惟臣钦若，惟民从乂”，又依据什么伪造出来？而且《说命》此语非常有逻辑性：天—圣—臣—民。一气贯通，层次井然有序，纹丝不乱，文辞古雅，断然不可能出自后人伪造。

（三）《说命》：“无启宠纳侮，无耻过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考《左传·定公元年》（公元前509年）：“士伯怒，谓韩简子曰：“薛征于人，宋征于鬼，宋罪大矣。且己无辞，而抑我以神，诬我也。启宠纳侮，其此之谓矣。必以仲几为戮。”其中的“启宠纳侮”明显是出典于今本《说命》，《左传》接着说的“其此之谓矣”，^[69]表明前面的“启宠纳侮”不是《左传》自身的语言，而是引述从前的经典，这是《左传》的惯例。后世作者显然不可能依据《左传》这四个字从而伪造出《说命》那一大段文气贯穿的文章。只可能是《左传》引述了今本《说命》，没有其他可能的解释。而且《左传》本身没有如《礼记》的《缁衣》《学记》一样标明是引述《说命》，后世人怎么可能就将《左传》的这四个字恰好安放到《古文尚书》的《说命》中，而不是安放到《古文尚书》的其他篇中去？而“启宠纳侮”一语只见于今本《说命》和《左传》，不见于先秦两汉的其他任何文献。因此，《左传》此语不可能有其他来源，只能是来源于今本《说命》。今本《说命》肯定在《左传》之前早已成立，并为春秋时代的人们所熟悉。

（四）《说命》：“王惟戒兹，允兹克明，乃罔不休。惟治乱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虑善以动，动惟厥时。有其善，丧厥善；矜其能，丧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礼记·缁衣》引《兑命》作：“爵无及恶德。”《缁衣》引述《说命》只有这一句话，而《说命》原文十分完整流畅。后世作者怎么可能根据《缁衣》的这一句话从而伪造出《说命》这一大段完整的文章？这是绝对不可想象的。唯一的可能只能是《缁衣》引述了今本《说命》。战国时代的人肯定熟悉今本《说命》。

（五）《说命》：“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礼记·缁衣》引《兑命》作：“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群书治要》卷二引《说命》与今本同。《礼记》所引以“兵”训改“戎”字，这样的训诂是训诂学常识。绝不可能是今本《说命》抄袭《礼记》，因为《说命》的原文极其连贯流畅，上下文浑然一体，没有嵌入的痕迹。只能是《礼记》引述今本《说命》。这还有别的证明。考《墨子·尚同中》：“是以先王之书《术令》之道曰：‘唯口出好兴戎。’”孙诒让《墨子间诂》已指出《术令》就是《说命》。清华简本《说命》^[70]正好有与此对应的语句是：“且惟口起戎出好，为干戈作疾，惟衣载病，惟干戈生（眚）厥身。”则《墨子》所引古本《说命》和清华简本《说命》都是作“戎”，与今本《说命》相合。因此，古本的《说命》一定是作“戎”，而不是“兵”。战国时代《缁衣》的作者一定看过今本《说命》。魏晋人怎么可能伪造得刚好与清华简本的《说命》相吻合？这是断然不可能的。另外，魏晋人也不可能根据《墨子尚同》所引《术令》的“唯口出好兴戎”而伪造今本《说命》的“戎”字，因为如果根据《墨子》，而《墨子》此句又是作“好”，不是作“羞”，作伪者不可能只将“兵”改为“戎”，却不同时将“羞”改为“好”。因此，魏晋人依据《墨子》而改“兵”为“戎”的可能性可以完全排除。

（六）《说命》：“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黩于祭祀，时谓弗钦。礼烦则乱，事神则难。”《礼记·缁衣》引《兑命》曰：“爵无及恶德。民立而正，事纯而祭祀，是为不敬。事烦则乱，事神则难。”如果后世作者要依据《缁衣》所引来伪造今本《说命》，那为什么要将《缁衣》所引的《说命》的“爵无及恶德”与后面的话在今本《说命》中分开，而不是照原样连在一起？这显然无法合理解释。如果是《缁衣》引述今本《说命》，则十分自然。因为古人引述经典，完全不必拘泥于原文的语句顺序，可以有相当的自由，例证极多，此为常识。也因为古代作者引述经典比较自由，可以训改经典原文，所以《缁衣》所引的《说命》与今本《说命》字句并不完全一致。如《说命》的“礼烦”，《缁衣》改为“事烦”，这个改动，意义重大。今本《说命》的“礼烦则乱”表明在商代的祭祀之礼虽然众多，但一代贤达傅说敢于批评繁琐的祭祀礼仪，说出“礼烦则乱”这样的千古名言。而战国儒家的《缁衣》站在儒家的立场引述《说命》时，要坚决维护儒家主张的礼仪文化，捍卫“礼”的崇高，不能容忍对“礼”的批评，所以将《说命》的“礼烦”改为“事烦”。这绝不是简单的异文，而是《缁衣》的作者有意为之。于此可见作“事烦”一定是战国儒家所传的《说命》版本，而作“礼烦”的今本《说命》肯定是保留了西周以前古老《说命》的真迹。作“礼烦”一定比作“事烦”要古老，这样的细节是战国以后的儒家绝对伪造不了的。^[71]

又，《说命》此文是当初傅说针对商朝的过于繁琐而混乱的祭祀提出的批评。所以称“政事惟醇，黩于祭祀，时谓弗钦”，这是十分流畅而优美的语言，意思是：国家的政事要有章法，有规律（即“政事惟醇”），随便而混乱的祭祀（没有规矩章法），这是对祖先的不敬（即“黩于祭祀，时谓弗钦”）。傅说的这番话意思非常精辟。而战国儒家认为祭祀是很神圣的，是“礼”的重要内容，不能随便批评，于是《缁衣》擅自将《说命》此文改为“民立而正，事纯而祭祀，是为不敬”，有意识地淡化原文的“黩于祭祀”，这样一改，《缁衣》所引的《兑命》在意思上都不通了，完全背离了今本《说命》。因为《缁衣》所引的意思成了“事纯而祭祀，是为不敬”，与《说命》的“黩于祭祀，时谓弗钦”完全不同。《说命》本来是说“国家政事要纯才好”，而今本《缁衣》作“事纯而祭祀，是为不敬”，否定了“事纯”。这是很大的破绽，应该是今本《缁衣》原文有讹误，需要校勘。《礼记·缁衣》郑玄注：“纯，或为烦。”显然当以作“烦”为正确，^[72]然而郑玄没有做进一步的校勘，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我们依据今本《说命》校勘和重新断句《缁衣》所引《兑命》如下：“爵无及恶德，民立而正事纯。（事烦）而祭祀，是为不敬。事烦则乱，事神则难。”原文当脱落“事烦”二字，“正”读为“政”。如此校勘，则与今本《说命》相对应，没有大的龃龉。“民立”对应《说命》“惟厥攸居”；“正事纯”对应《说命》“政事惟醇”；“（事烦）而祭祀”对应《说命》“黩于祭祀”；“是为不敬”对应《说命》“时谓弗钦”。而《说命》文辞古雅，《缁衣》所引简易明了，分明是经过《缁衣》作者的训改，用战国时代的通俗语改写了古本《说命》（也就是今本《说命》），这在当时是学术惯例。

又，《缁衣》改《说命》的“时”为“是”，改“钦”为“敬”，改“弗”为“不”，这些都是训诂改字，符合战国西汉的训诂学传统，《故训汇纂》收集例证极多，一览即明。这样的训诂改字如同《史记》训改《尚书》《左传》，是十分正常的。(www.xing528.com)

由此证明，今本《说命》绝对是正宗的古本《说命》，与商代的淫祀现象完全吻合。战国以后人断然伪造不了。

以上的四、五、六条都是今本《缁衣》引述《说命》的确切证据，而后世很多学者都认为是今本《说命》依据今本《缁衣》改窜而成。上文已论证这是没有根据的。更考郭店楚简本《缁衣》和上博简本《缁衣》（以通行字引述），居然都没有引述任何《说命》的内容，与今本《缁衣》有所不同。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认为今本《缁衣》是战国时代在北方流传的本子，没有传入楚文化圈。传入楚国的《缁衣》抄本产生时，北方本的《缁衣》还没有将《说命》引述进去。也就是说郭店楚简本《缁衣》和上博简本《缁衣》产生的年代应该早于今本《缁衣》。引述了《说命》的《缁衣》战国时代只在北方流传，产生年代晚于郭店楚简本《缁衣》和上博简本《缁衣》。也就是说今本《缁衣》不是一次定型的。最早的《缁衣》产生后没有引述过《说命》，这个版本传入了楚国，并用楚系文字重抄流传。而初版的《缁衣》在北方地区后来的传承中，增补了《说命》。我们认为这是比较合理的解释。虞万里《上博馆藏楚竹书〈缁衣〉综合研究》^[73]第九章《〈缁衣〉作者与成书年代》第451页在经过详密的讨论后做结论道：“公孙尼子很可能是对《缁衣》做过补充、整理者之一。《缁衣》真正成书、定型似应在郭店简、上博简抄本之前半个世纪左右，亦即公元前350年前后。”我觉得虞万里的这个观点可以商榷。今本《缁衣》三次较多字数地引述《说命》，如果这个引述有《说命》的版本是最初的版本，那么为什么郭店简和上博简的《缁衣》都一致全部漏抄了《说命》的部分？而且是一字不留地全部漏抄。这是很难解释的。我们认为不是郭店简和上博简的《缁衣》漏抄了今本《缁衣》中的《说命》，而是郭店简和上博简的《缁衣》产生的时代，最原始的古本《缁衣》根本就没有引述过今本《说命》的内容，而不是漏抄了。因此，不可能是今本《缁衣》的定型年代早于郭店简和上博简的《缁衣》抄本半个世纪，即公元前350年前后，而应该是晚于郭店简和上博简的《缁衣》的产生年代。今本《缁衣》最后定型应在公元前3世纪的北方儒家文化圈。

（七）《说命》：“惟学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孔传：“学以顺志，务是敏疾。”《礼记·学记》引《兑命》作：“‘敬逊，务时敏，厥修乃来。’其此之谓乎？”^[74]郑玄注：“敬逊，敬道逊业也。敏，疾也。”孔传与郑玄注没有明显的不同。《学记》所引将《说命》的“学”改为“敬”，同时省掉“志”字。这样一来，《学记》就失掉了原本《说命》的语言修辞，因为今本《说命》的语言修辞是有讲究的，第一句的“志”与第三句的“来”是押之部韵，语言和谐流畅，而《学记》省去“志”，此三句就无韵了。这就是破绽。因此，只能是战国时代的《学记》引述篡改了今本《说命》，不可能是魏晋的作伪者依据《学记》所引不押韵的文句，却伪造出上古时代押韵的文句。这对魏晋作者来说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因为在魏晋时代，“志”与“来”已经不押韵了。据王力《汉语语音史》^[75]上卷《历代的音系》第三章《魏晋南北朝音系》第139和第153页，“志”属之部，“来”属灰部，两者差别很大，不能押韵。据周祖谟《魏晋宋时期诗文韵部的演变》^[76]一文的研究，在三国晋宋时期，东汉的之部已经分化为之部与咍部。^[77]“志”与“来”在三国晋宋都不押韵。^[78]据于安澜《汉魏六朝韵谱》^[79]的之部，虽然在魏晋宋时代的韵谱有“来”与之部平声字押韵的例子，但却没有“来”与去声的志韵字押韵的例子。在《广韵》中，“志”是止摄开口三等去声志韵，“来”是蟹摄开口一等平声咍韵，语音地位在中古相去较大。两者在中古是不押韵的。据刘纶鑫主编《魏晋南北朝诗文韵集与研究（韵集部分）》^[80]一书收集的从三国到隋朝的押韵诗文材料，没有平声的“来”与去声的“志”押韵的例子。魏晋人已不懂得上古音，怎么可能正好依据中古不押韵的文句，造出在上古押韵的文句来？这是不大可能的。只能是《学记》引述改编了今本《说命》，同时《学记》疏忽了《说命》原本是押韵的。

（八）《说命》：“惟斅学半，念终始典于学，厥德修罔觉。”《礼记·学记》引《兑命》作：“学学半”。《礼记·学记》和《文王世子》又引《兑命》作：“念终始典于学。”《学记》的引述虽然合于今本《说命》，但也只能是《学记》引述今本《说命》，不可能是今本《说命》依据《学记》而撰成，因为《学记》是分别引述“学学半”和“念终始典于学”，这两句话在《学记》中并不在一处，而且在《学记》中，“念终始典于学”在“学学半”的前面。伪造者怎么可能将两者紧密排在一起，而且如同今本《说命》一样将“学学半”放在“念终始典于学”的前面？另外，从古文字学上看，《学记》改《说命》的“斅”为“学”，这也是化难为简。在先秦古文字中，动词加偏旁“攴”来表意，突出其动词性，这是先秦古文字常见的现象。例如：1.“田”表示“田猎”时，战国时代以前就产生了“畋”字。2.“施”字古文从“攴”，作“”。《说文》“”段注：“今字作施，施行而废矣。”《玉篇》：“，亦施字。”3.“故”的古文或作“古”。4.“教”的古文或不从“攴”，而从“言”。5.“工”又作“攻”。古书中的“百工”，在清华简《说命》作“百攻”。《尔雅》：“攻，善也。”则“攻”借为“工”，即工巧字。容庚《金文编》^[81]第219页“攻”字条称“攻”在金文中或不从“攴”。6.《集韵》：“方，《说文》‘并船也’亦作‘放’。”7.“迫”，据《说文》古作“敀”。8.“合”的古文或作“敆”。9.“补”字据《说文》或从“攴”作“”。10.《集韵》：“伸，或作敒。”11.容庚《金文编》^[82]第220页“敔”字条称“敔”在金文中或不从“攴”。12.容庚《金文编》^[83]第218页“敦”字条称“敦”在金文中或不从“攴”。13.容庚《金文编》^[84]第216页“敌”字条称“敌”在金文中或不从“攴”。14.“陈”，据容庚《金文编》^[85]第215—216页“敶”字条称“敶”在金文中从“攴”作“敶”。15.据容庚《金文编》^[86]第214页“㪋”字条称“㪋”在金文中或省“攴”作“干”。16.殷高宗的相国傅说的“说”，在《礼记》引作“兑”，在清华简《傅说之命》作“敓”。17.郭店简《缁衣》的“慬”在上博简中作从“堇”从“攴”（左右结构）之形。18.今本《礼记·缁衣》：“教之以政。”郭店简本《缁衣》“政”作“正”。类例甚多。19.《说文》：“，数也。”段注指出《毛诗》的“丽”，《方言》作“”：“盖是正字，丽是假借字。”20.“启”在《汗简》不从“攴”。21.“救”在《集韵》或不从“攴”，而从“言”。22.“敔”在《毛公鼎》不从“攴”。另参看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订补本）^[87]第四章《战国文字形体演变》第219页，举有古文字3例，本文不再转录。加偏旁“攴”的字并非是秦以后才有的繁化字，基本上都是在先秦就已经有了。由于这是极为专业的古文字学问题，魏晋人一般哪里会懂得？怎么可能伪造得来？魏晋人能够将常见简单的“学”改为复杂罕见的“斅”吗？不可能。考《十三经》中只有《尚书·盘庚》称：“盘庚斅于民。”这是除《说命》外唯一的“斅”字。孔传：“斅，教也。”《释文》音“户教反”。《说命》的“斅”，孔传：“斅，教也。”《释文》音“户孝反”。则分明与“学”字不同音。《盘庚》此言与《说命》文例不相同，作伪者不可能依据《盘庚》来伪造《说命》的“斅”字。今本《学记》引作“学”，从而作“学学半”，极易产生误解。当是《说命》在传抄中“斅”脱落“攴”旁而来，也就是当以作“斅”为古本。即今本《说命》作“惟斅学半”才是先秦古本《说命》的真迹。

（九）《说命》殷高宗对傅说曰：“尔尚明保予，罔俾阿衡，专美有商。”据《后汉书·傅毅传》傅毅的《迪志诗》：“于赫我祖，显于殷国，二迹阿衡，克光其则。”唐代李贤注：“阿，倚。衡，平也。言依倚之以取平也，谓伊尹也。高宗命傅说曰‘尔尚明保予，罔俾阿衡，专美有商’。故曰‘二迹也’。言傅说功比伊尹，而能光大其法则也。”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88]第476页居然说《说命》是依据傅毅的《迪志诗》伪造了此文。王先谦一代大儒，居然因为李贤太子注引述了《说命》此文，反而说是魏晋人依据傅毅的《迪志诗》伪造了《说命》此文。真是岂有此理！将两者比对，可知任何人都不可能依据东汉傅毅的《迪志诗》而造出今本《说命》的“尔尚明保予，罔俾阿衡，专美有商”。傅毅自称是傅说的后代，其《迪志诗》显然是依据今本《说命》殷高宗说的“罔俾阿衡，专美有商”，才有感而发。万万不可颠倒是非，说什么今本《说命》的“尔尚明保予，罔俾阿衡，专美有商”是依据《迪志诗》伪造而来。王先谦博览群书，蔚然儒宗，却迷信今文经学家之妄言，说出这种莫名其妙的话，令人匪夷所思。

（十）在上古文献中，今本《说命》除了可以与全书可以对应的部分外，还有许多文句是不见于其他任何文献的，只有今本《说命》才有，那么，这些部分又是怎样伪造出来的？为什么有伪造得如此通畅连贯？这是前辈学者没有一个人回答过的问题。在我看来，他们是回答不了的。

以上十证可以进一步击破今本《说命》是魏晋人伪造的谬论。今本《说命》是西周以前古经，这已经毫无可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