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命》与《楚语》的比较来证明今本《说命》非伪书

先秦文献有对《说命》的大量引述，这些引述表明在春秋时代，今本《说命》早已广泛流行，为人所熟知。战国时代的儒家知识分子也非常熟悉今本《说命》。这可以说明今本《说命》绝不可能是伪书。今本《说命》与《国语·楚语上》的一段文献可以对应，从前的学者多认为是今本《说命》抄袭窜改《国语·楚语上》而成。例如明代的梅鷟《尚书谱·韦昭注国语引尚书考》^[5]称：“以是言之，则《旅獒》蹈袭《鲁语》，非《鲁语》蹈袭《旅獒》；《说命》蹈袭《楚语》，非《楚语》蹈袭《说命》。”清代著名辨伪家崔述《古文尚书辨伪》^[6]卷之二明称今本《说命》改编窜乱《楚语》。魏源《书古微·说命篇佚文》^[7]对今本《说命》一概不信，反而认为散见于先秦西汉书中与今本《说命》相对应的文句才是原本《说命》，明确认为今本《说命》改窜了《楚语》的有关文句。清末大学者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8]也称《说命》是抄袭群书而成。王鸣盛《尚书后案》^[9]、屈万里《尚书集释》^[10]都坚决不承认《古文尚书》，此二书在后半部分都将自认为是《说命》窜改群书的地方大致标出。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11]、江声《尚书集注音疏》^[12]、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13]、杨筠如《尚书核诂》^[14]、曾运干《尚书正读》^[15]都不收入《古文尚书》，自然也认为《说命》是伪书，而不予以理睬。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16]虽然号称对今古文《尚书》要一起疏证，但却不收入《说命》，显然以为今本《说命》是伪书。集《尚书》学注释之大成的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17]也不收入《古文尚书》，自然一字不提《说命》。^[18]我们经过仔细对比研究，认为传统的说法完全不能成立，绝不可能是今本《说命》抄袭窜改《国语·楚语上》，只能是《国语·楚语上》引述训改了今本《说命》，今本《说命》的文辞明显比《楚语》古奥，战国以后的人绝对不可能依据《楚语》伪造出今本《说命》。今列举十三证，详细考证如下：

（一）《说命》：“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禀令。”考《国语·楚语上》引《说命》此言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无所禀令也。”《楚语》当是根据春秋文献写成于战国初叶，已经引述今本《说命》，绝不可能是今本《说命》抄袭窜改《楚语》。《说命》“王言惟作命”，《楚语》“王言以出令也”。《说命》没有语气词“也”，更符合《尚书》，因为整部《尚书》无论今古文都没有虚词“也”字。从这点也可以判断《楚语》之文晚出而加了虚词“也”。

更重要的是《说命》有一个古老的虚词“惟”，《楚语》改为当时通用词“以”。“惟”与“王”相连用，是表示对“王”尊敬的一种古老用法，常见于《尚书》。如《太甲上》：“王惟庸罔念闻。”《太甲下》：“先王惟时懋敬厥德，克配上帝。”《说命中》：“王惟戒兹，允兹克明。”《梓材》：“以厥臣达王惟邦君。”《梓材》：“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君奭》：“武王惟兹四人尚迪有禄。”《君奭》：“惟兹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单称德。”《立政》：“文王惟克厥宅心。”“王”与“惟”连用，这样的句式只见于《尚书》，不见于先秦的其他文献，而且《立政》《梓材》《君奭》都是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的《太甲》、《说命》正好一致，这正可以说明这种用法是《尚书》的传统，不可能出自后人伪造。更考《仲虺之诰》：“成汤放桀于南巢，惟有惭德。”成汤为商王，与“惟”连用。《大诰》：“天亦惟休于前宁人。”这里“天”与“惟”连用，则“惟”含有对“天”尊敬之义甚为明显。此可为旁证。因此，《说命》此文绝对是西周以前的语言实录，不可能产生于春秋以降。虽然金文罕见“王惟”这样的格式，但金文与《尚书》文体不同，不必处处相合。但也不是无例可寻。《殷周金文集成》2824器即西周中期的《方鼎》：“曰：乌虖！王唯念辟剌（烈）考甲公。”在西周金文中，“惟”作“唯”。^[19]在金文中“王唯”或“王隹”的例子总的来说还是很少见的。^[20]但只要在金文中有类例可与上古文献相印证，就能证明上古文献不是凭空伪造的。

（二）《说命》：“臣下罔攸禀令。”作“罔”，《楚语》：“是无所禀令也。”改作“无”，显然《楚语》的“无”是从远古以来的通语，而《说命》的“罔”是西周以前的古语，广泛见于《尚书》。据统计，今古文《尚书》共出现“罔”字155例，足见是《尚书》的常用语，但在春秋战国却不是通语。而战国时代成书的《国语》居然没有作为否定词的“罔”，只有“无”。考《国语·晋语四》引《诗》曰：“惠于宗公，神罔时恫。”韦昭注“罔”为“无”。此诗出《诗经·大雅·思齐》，郑玄笺也注“罔”为“无”。《大雅·思齐》小序：“文王所以圣也。”是赞美周文王。《思齐》应是西周文献，用“罔”字，足见“罔”是古语而“无”是当时通行语（虽然“无”的起源更早，但一直作为通用语流传使用）。更考《故训汇纂》“罔”字的第23—29条都释“罔”为“无”，例证众多。而《故训汇纂》“无”字条，无一处训“无”为“罔”，可见“罔”为西周及以前的古语，而“无”字虽然也产生得很早，在西周以前就有了，常见于金文，西周早期的《大盂鼎》有“无敢”之例（这种用例与金文常见的“万年无疆、眉寿无疆”不同，“无”不是接名词，而是接“敢”这样的情态词）。但一直作为通用语流行到春秋战国以及其后。在上古文献中，“无”往往与“亡、毋、不”构成异文，常常通假。但“无”几乎没有与“罔”构成时代相近的文献的异文，有异文也是后代的文献用“无”来训释“罔”。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尚书》中的“罔”，在《史记》几乎都被改为“无”，参看高亨、董志安《古字通假会典》^[21]第320页，收集例证甚多。我们总不能说是《史记》的“无”在《尚书》的“罔”之前吧？总不能说是《尚书》抄《史记》吧？因为很多《今文尚书》的“罔”在《史记》被训改为“无”，例如《金縢》《盘庚》《君奭》《康王之诰》《秦誓》《汤誓》《微子》《西伯戡黎》《多士》等。《古字通假会典》第320页还提到《国语》、《汉书》、《礼记》、《孟子》、郑玄《周礼》注、《礼记》注，还有郑玄的《毛诗笺》，凡是引述《尚书》的“罔”，都改为“无”。可见这样的训改是战国两汉的训诂学通例。再举一例：《礼记·表记》：“无能胥以宁。”《经典释文》：“《尚书》作‘罔克胥匡以生’。”《尚书》之文出自古文《尚书·太甲中》。^[22]如果是《太甲》抄《表记》，怎么可能会改“无”为“罔”，改“能”为“克”？只能是《表记》引述《太甲》。^[23]因此，将《尚书》的“罔”训改为“无”，这是从春秋战国到东汉的训诂学传统。在《史记》中也有直录《尚书》“罔”之例。考《尚书·金縢》：“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史记·鲁周公世家》作：“四方之民罔不敬畏。”^[24]但绝无《尚书》作“无”而相应的《史记》作“罔”的。这是很明显的规律。

要注意的是清华简《说命》三篇都是作“罔”，与今本《说命》用字相合，与《楚语》不合。按理，《楚语》与战国时代的楚简本《说命》都是楚地文献，彼此应该吻合，但实际上，清华简本的《说命》与《楚语》训改《说命》不同。

更考《左传》的“罔”字，除了作为名词的“螭魅罔两”外，“罔”字只用于“罔极”一语，而“罔极”是来自《诗经》的成语，常见于《诗经》。考《左传·文公十年》：“子舟曰：当官而行，何强之有？《诗》曰：‘刚亦不吐，柔亦不茹。’‘毋从诡随，以谨罔极。’是亦非辟强也，敢爱死以乱官乎！”“以谨罔极”出自《诗经·民劳》。《左传·成公八年》：“《诗》曰：‘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出自《诗经·氓》。《左传·昭公八年》：“晋为不道，是摄是赞，思肆其罔极。”《左传·文公十七年》：“小国之事大国也，德，则其人也；不德，则其鹿也，铤而走险，急何能择？命之罔极，亦知亡矣。”《左传》的“罔极”一词仅见于以上四例，全是利用了《诗经》的成语。《史记·贾生列传·吊屈原赋》：“遭世罔极兮，乃陨厥身。”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25]引张晏曰：“谗言罔极，言无中正也。”《诗经·民劳》：“以谨罔极。”郑玄笺：“罔，无。极，中。无中，所行不得中正。”这是正诂。然而《左传》中有“无极”一词，正是春秋时代的语言，对应《诗经》古语的“罔极”。例如春秋时代楚国有奸臣名“费无极”，《左传》多次言及。^[26]又，《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女德无极，妇怨无终，狄必为患。”杜预注训“极”为“止”。《左传·昭公十三年》：“诸侯修盟，存小国也，贡献无极。”孔颖达《正义》训“无极”为“无已时”，则是同杜预注训为“止”。则《左传》已经将《诗经》的“罔极”训改为“无极”。^[27]据此，“罔极”肯定是西周时代及之前的语言，对春秋时代的人来说已经是古语。

由于《尚书》没有“罔极”一词，因此《诗经》《左传》的“罔极”与《尚书》无关。《尚书》与《诗经》的“罔极”相对应的词是“不极”。考《尚书·吕刑》：“天罚不极，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尚书·大诰》：“予不敢不极，卒宁王图事。”^[28]“罔极、不极”的“极”训“中”或“正”（两者同义），言我不敢不中正。但《尚书·盘庚下》：“今我民用荡析离居，罔有定极。”这个“极”当训“止”。^[29]《诗经》《尚书》都用“罔”字，足见古文《尚书》的“罔”字不是战国时代以后的人所能新造的，一定是西周以前就有的。

《楚语》抄今本《说命》可以改古语的“罔”为当时通用语的“无”，绝不可能是今本《说命》抄《楚语》，即不可能是将战国时代《楚语》的“无”改为西周古语的“罔”，从而伪造《说命》。这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人都做不来的事，魏晋以降的人绝对是伪造不了的。因此战国时代的文献《楚语》依据的就是今本《说命》。今本《说命》必是西周以前的古本无疑。

（三）《说命》：“臣下罔攸禀令。”《国语·楚语上》引《说命》此言曰：“是无所禀令也。”则分明是以战国时代的通行语“所”训改古语“攸”。《故训汇纂》“攸”字训为“所”的例证极多，为训诂常谈，不烦举证。后世的古文献训改前世文献的“攸”为“所”，这是极为常见的。例如《尚书》的“攸”在《史记》中常常训改为“所”。考1.《尚书·禹贡》：“阳鸟攸居。”《史记·夏本纪》作：“阳鸟所居。”2.《尚书·洪范》：“我不知其彝伦攸叙。”《史记·宋微子世家》训改“攸”为“所”。3.《尚书·洪范》：“予攸好德。”《史记·宋微子世家》作：“予所好德。”类例极多。可以说将远古文献的“攸”训改为“所”，这是战国两汉的训诂学传统。但要将《楚语》的“所”改为“攸”，从而伪造《说命》，这是极不正常的，几乎不可能。这也表明只能是《楚语》引述今本《说命》，并训改其“攸”为“所”。不可能是今本《说命》抄袭篡改《楚语》。

（四）《说命》：“王庸作书以诰曰。”《楚语上》作：“武丁于是作书曰”。分明是《楚语》以“于是”训改今本《说命》的“庸”。“庸”训“于是”或“乃”，当读为“用”。^[30]这是春秋以前就有的古老的用法，常见于《尚书》。有的学者主张将这样的“用”解释为“因此、因而”，这似乎不如训为“于是、乃”更加精确。举证如下：1.《尚书·金縢》：“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尔子孙于下地。”“用”可训为“就”，与“于是”相当。2.《国语·周语下》：“祸乱并兴，共工用灭。”言“共工乃灭”。3.《尚书·益稷》：“朋淫于家，用殄厥世。”“用”训“乃”。4.《论语·公冶长》：“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用希”即“乃希”。5.《尚书·盘庚》：“视民利用迁。”“用迁”即“乃迁”。6.《国语·周语上》：“财用不乏，民用和同。”“财用”即“财乃”，“民用”即“民乃”。^[31]类例甚多。^[32]而整部《尚书》没有出现一处“於是”或“于是”。整部《诗经》出现300多个“于”字，但没有“于是”一词。也就是说《尚书》《诗经》都不用“於是、于是”，而《左传》就多有“于是”。“于是”一词应是春秋才产生的。开始是实意的“于此”或“于此时”的意思，后来才虚化为连接助词的“于是”。因此，用“于是”来训改“庸”是正常的训诂，将“于是”改为“庸”，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是伪造不来的。战国时代的人都伪造不了，更何况魏晋以后的人怎么可能伪造？只能是《楚语》引述训改今本《说命》，不可能是今本《说命》是依据《楚语》而伪造。

（五）《说命》：“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类。兹故弗言。”《楚语上》作：“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类。兹故不言。”战国晚期的《吕氏春秋·重言》作：“以余正四方，余唯恐言之不类也。兹故不言。”《吕氏春秋》明显是依据《楚语》而来。《说命》作“台”，《楚语》作“余”。两者都是“我”的意思，“余”用作第一人称代词在甲骨文中就有，后来一直作为第一人称在通用语中流行。^[33]“台”用作“我”不见于商代甲骨文，要远远晚于“余”，在金文中见于春秋时代。“台”的上古音是余母之部，“余、予”是余母鱼部，三者古音相通，作为第一人称代词应是同源词。^[34]但在古文献中，“台”作为第一人称代词与“予”更加关系密切。作为第一人称代词，《尚书》用“予”，《左传》多用“余”，有的学者以为是时代不同的表现。^[35]其实不一定，因为甲骨文作为第一人称代词只有“余”，没有“予”。“予”音转为“台”。第一人称代词的“台”虽是《尚书》等高雅文献的用词，但不是春秋战国时代的通用语。《尔雅》之所以要解释“台”为“我、予”，就是因为这个“台”不是战国时代的普通话，非一般人所能理解。因此，《楚语》在引述《说命》时，将“台”训改为通语的“余”。考察儒家十三经和《国语》《逸周书》《战国策》，只有《尚书》才有以“台”为第一人称代词的现象，《尔雅》解释“台”为“我、予”就是针对《尚书》而言。第一人称的“台”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语言现象，始终没有在通用语中流行起来，因此并不为很多人所知道。我们可以相当肯定认为不可能是今本《说命》抄袭篡改《楚语》，将《楚语》的“余”改为偏僻罕见的“台”，从而伪造《古文尚书》。这在战国时代都不可能，在魏晋时代更是不可想象。唯一的可能只能是《楚语》依据并训改了今本《说命》。今本《说命》应是西周以前就产生的文献无疑。

郭沫若《金文丛考》^[36]的《汤盘孔鼎之扬榷》详细研究了金文中第一人称代词“台”以及其各种异体的用法，列举金文材料丰富，主要观点有：1.金文中的第一人称的“台”字及其变体只能用作领格，不能作主格。2.有第一人称的“台”字及其变体的金文都是东周以后的铭文，没有一例是西周的金文。3.鱼部的“余”音转为之部的“台”。4.鱼部音转为之部，“乃春秋时代及其后之音变”。^[37]5.《尚书·汤誓》有“台小子”，其“台”非领格，与金文不合，因此，郭沫若说：“即此可以断知《汤誓》全文为春秋战国时人所伪托矣。”^[38]

后来，周法高几乎完全采取了郭沫若的观点。周法高《中国古代语法·称代编》^[39]第二章《第一二人称代词》第一节《第一人称代词》也专门讨论了“台”，称：“表自称的‘台’字，或作‘’，见于列国时代的金文中，作‘台、辝、、’诸体，都用于领位。可能是‘余’和‘之’的合音，正和‘而’可能是‘汝’和‘之’的合音一样；而金文和《书经》‘汝’和‘余’都少用于领位的。”周先生接着列举了大量的金文例证。周先生也说：“金文多以从台声若声之字为之，且均用为领格。又此用例为宗周文所未见，今《商书·汤誓》有‘台小子’之文，竟用为主格，足证该文实周末人所伪托。”周先生的这些话完全是承袭自郭沫若《金文丛考》^[40]的《汤盘孔鼎之扬榷》，只有“台”是“余之”的合音是周法高自己的观点。郭沫若、周法高对金文的这些观点基本是正确的。^[41]但是《说命上》：“朝夕纳诲，以辅台德。”这个“台”只能是领格，“台德”即“我之德”。恰恰是被视为伪古文的《说命》的“台”用作领格，与春秋金文吻合，战国以后人如何伪造得来？如果是今本《说命》窜改《楚语》，那怎么可能将语法窜改得与春秋金文一致？而且按照学术界传统的研究，《尚书》中仅此一例是“台”作领格（虽然我们认为《尚书》中还有一例，下有说），魏晋人要伪造今本《说命》根本没有其他的依循，要伪造得与金文一致是断然不可能的。因此，今本《说命》的“以辅台德”得到春秋金文的支持，今本《说命》肯定是先秦文献，魏晋人断不可能伪造。

但郭沫若、周法高之说并非没有可以讨论的余地。《汤誓》属于今文《尚书》，其产生时代应在西周以前，不应晚至周末。在《尚书》中，第一人称的“台”很多时候并不用为领格，主要用为主格，也有用为宾格之例。例如1.《汤誓》：“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2.古文《汤诰》：“肆台小子，将天命明威，不敢赦。”3.古文《仲虺之诰》成汤曰：“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这个“台”为宾格。4.古文《说命下》：“台小子旧学于甘盘。”与今文《尚书》的《汤誓》相合。今文《尚书》都产生于春秋以前，其“台”并不用为领格，不能轻易据此断其年代。先秦古文献的情况复杂，人称代词的使用情况也很复杂，很多规律都有许多例外，甚至让人怀疑有些语言学规律到底能否建立？学者对此已经有所注意，^[42]不能因为与金文有不一致就指责古文献是后世所造，这就将复杂问题过分简单化了。张玉金《西周金文语法研究》^[43]第二章《西周汉语实词》第六节《西周汉语代词》一《人称代词》称：“一般说来，在出土文献中写成‘余’，而在传世文献中写成‘予’。如西周金文中只用‘余’而不用‘予’；而在《诗经》《尚书》中只用‘予’；在《逸周书》中一般用‘予’，偶尔用‘余’；在《周易》中没有见到‘予’‘余’。”可见作为第一人称代词，《诗经》《尚书》与西周金文的用字不同，这显然不能作为怀疑《诗经》《尚书》时代性的理由。^[44]

由于《尚书》中多有“台”训“我”时不作领格的现象，因此，作为第一人称代词的“台”不会如周法高先生所说是“余之”的合音。有证据表明“台”就是“予”的音转。如《汤誓》：“肆台小子。”在《墨子·兼爱下》中引作：“惟予小子履。”《墨子》用“予”训改《汤誓》的“台”，而没有改用作“余”。更可比对《尚书·周官》和《君奭》都称：“今予小子。”这都表明两者关系密切，据《故训汇纂》“台”字的训诂，没有一处将“台”训为“余”，而是训为“我”或“予”。《尔雅·释诂》：“台，予也。”第一人称代词的“台”不会是“余之”的合音。所以郭沫若《金文丛考》^[45]的《汤盘孔鼎之扬榷》说“余”音转为“台”，^[46]是正确的，精确地说是“予”音转为“台”。

另，由于先秦文献中以“台”为第一人称代词的只有《尚书》。因此《尔雅》训“台”为“我、予”就是专门针对《尚书》的训诂。^[47]这样的“台”一定是《尚书》原本所有，整部《国语》根本没有“台”字，更没有用作第一人称代词的“台”。后世怎么可能依据《楚语》伪造出《说命》来？(www.xing528.com)

再讨论《尚书》的一个相关的复杂问题：《禹贡》：“祗台德先，不距朕行。”孔传：“以敬我德为先。”训“台”为“我”，而郑玄训“台”为“悦”，颜师古训“台”为“养”。^[48]古今学者几乎没有人采取孔传之说。然以《尚书》内证言之，“台”正当训“我”。考《尚书·汤誓》：“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正是前后两句的“朕”与“台”对举，而《汤誓》的“台”，各家皆训“我”，并无异词。况且《说命上》称：“以辅台德。”可见《尚书》有“台德”之例，而《说命》的“台德”只能解释为“我之德”，其“台”不能做其他解释。因此，其余各说虽言之成理，但与《尚书》本文不协调。我们还是采取孔传之说。^[49]

（六）《说命》：“梦帝赉予良弼，其代予言。”《楚语》无此言。《说命》此文显然不可能依据《楚语》而伪造。且整部《国语》无“赉”字，魏晋以后人焉能依据《楚语》而造出今本《说命》此文？只能是《楚语》依据今本《说命》而加以改编，故不能，也无需与《说命》逐一对应。

（七）《说命》：“乃审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楚语》作：“使以象梦旁求四方之贤。”依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二十一的观点，《楚语》的“象梦”当作“梦象”。《楚语》分明以“使”去训改《说命》的“俾”。《尚书》多有动词的“使”字，如果依据《楚语》伪造今本《说命》，那为什么不使用《尚书》本来就有的“使”，而要改为更古的“俾”字？这是不正常的。只能是《楚语》以通用语的“使”来训改了今本《尚书》的“俾”。而以“使”训“俾”，这是古代训诂学的传统，参看《故训汇纂》“俾”字条，例证极多。《尚书·尧典》：“有能俾乂？”《史记·五帝本纪》作：“有能使治者？”则司马迁以“使”训改“俾”。《楚语》也是以“使”训改今本《说命》的“俾”。因此，只能是《楚语》改编今本《说命》，而不是相反。

（八）《说命》：“爰立作相。”《楚语》作：“升以为公。”韦昭注：“公，上公。”则《楚语》当初所看到的《说命》本是作“公”，而不是作“相”。《公羊传·隐公五年》：“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以三公为相的观念在战国时代已经很流行。更考《墨子·尚贤中》：“武丁得之，举以为三公。”《墨子》“举以为三公”与《楚语》“升以为公”相合，不称“相”。称傅说为“公”或“三公”，这才是古老的传统。《史记·殷本纪》载《汤诰》：“三公咸有功于民。”同篇又：纣王“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一般以为商代和西周的三公是太师、太傅、太保（如周武王时代，姜子牙为太师，^[50]周公为太傅，召公为太保）。^[51]今考甲骨文，可知在商代的语言中，“相”无相邦、宰相之义，而“公”却有“王公”的意思。^[52]《楚语》《墨子》作“公”与甲骨文相合，当为古本。而今本《说命》作“相”可能是《说命》在传抄过程中，在春秋时从“公”训改而来。据吕宗力主编《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53]“相”条，依据《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推定“相”为宰相发端于齐景公初年，崔杼为右相，庆封为左相。徐连达《中国历代官制大词典》^[54]“相”条与吕宗力书观点相同，引述了顾炎武《日知录·相》条。更考《左传·定公元年》：“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仲虺为成汤的左相，这是依据春秋时代的官制比定而来并非商代就有辅政大臣的“相”。《孟子·万章下》：“伊尹相汤。”《史记·殷本纪》称武丁得傅说：“果圣人，举以为相。”《史记·殷本纪》：“帝太戊立伊陟为相。”这都是战国时代的用词。

另，这种语境的“立”字远比“举、升”要古老，而且“立”主要用于君王即位或宰相三公。考《尚书·周官》：周成王“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可见任命三公要用“立”字，不用“举、升”字。《尚书·立政》：“立民长伯。”为民之“长伯”的人要用“立”字，而三公宰相正是“民长伯”。因此，立三公、立为相，这是比“举为三公、举为相”更古老的说法。将“立”改为“举、升”是训改为浅明的通语词，已经不明了《尚书》的用词心态：用“立”字含有对丞相或三公极大的尊重。《尚书·微子之命》周成王立微子代殷商之后，奉祀殷代祖先：“庸建尔于上公，尹兹东夏。”“建”训“立”。可见周初继承商代尚贤的传统，任命“上公”，用“建”字，不用“举、升”。类例如《尚书·洪范》：“择建立卜筮人。”“建”与“立”同义。《尚书·益稷》：“州十有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各迪有功。”称“建”五方的长官。《尚书·康王之诰》：“皇天用训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树屏。”称“建”诸侯。《尚书·武成》：“建官惟贤。”《尚书·周官》：“唐虞稽古，建官惟百。”称“建官”，分明含有对众官的敬重。“建”都训“立”。更考《周礼·天官·冢宰》：“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乃立天官冢宰，使帅其属，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治官之属。”《周礼·地官·司徒》：“乃立地官司徒，使帅其属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扰邦国.教官之属。”《周礼·春官·宗伯》：“乃立春官宗伯，使帅其属而掌邦礼，以佐王和邦国，礼官之属。”《周礼·夏官·司马》：“乃立夏官司马，使帅其属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国。政官之属。”《周礼·秋官·司寇》：“乃立秋官司寇，使帅其属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国。刑官之属。”《周礼》用“立”字与《尚书》吻合。因此，即使《周礼》产生于战国，而其思想文化观念则是承袭了西周以来的传统而集大成。《左传》中这样的“立”基本上都是“立君王”。“立官”的说法，可考《左传·襄公三年》：“祁奚请老，晋侯问嗣焉。称解狐，其仇也，将立之而卒。又问焉，对曰：‘午也可。’于是羊舌职死矣，晋侯曰：‘孰可以代之？’对曰：‘赤也可。’于是使祁午为中军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谓：‘祁奚于是能举善矣。称其仇，不为谄。立其子，不为比。’”其中是“将立之、立其子”，用“立”字，是保持了商代以来古老的用法。《荀子·仲尼》：“倓然见管仲之能足以托国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安忘其怒，出忘其雠，遂立为仲父。”《史记·殷本纪》：“帝太戊立伊陟为相。”^[55]《史记·殷本纪》用“立”字，除了名相“伊陟”外，都是用于商王。更考《老子》第六十二章：“故立天子，置三公。”《庄子·逍遥游》：“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庄子·在宥》：“黄帝立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庄子·天地》：“尧治天下，伯成子高立为诸侯……昔尧治天下，吾子立为诸侯。”《庄子·盗跖》：“汤、武立为天子。”同篇又曰：“尧、舜作，立群臣。”足见“立”字很尊贵。《说苑·尊贤》：“邹子说梁王曰：‘伊尹故有莘氏之媵臣也，汤立以为三公，天下之治太平。’”《说苑·臣术》：“汤问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说苑》皆称“立三公”。《列女传》卷六《齐管妾婧》：“夫伊尹，……汤立以为三公。”

而“举、升”则更显示君王的权威和恩泽，这完全不符合商代君王敬礼贤能的文化传统。^[56]不可能反过来将“举、升”篡改为古老而尊贵的“立”字。因此，今本《说命》“爰立作相”比《楚语》“升以为公”、《墨子》“举以为三公”在语言上更加古老，更符合《尚书》的传统和精神，与商西周的文化传统相吻合。^[57]而《楚语》《墨子》的用词不符合《尚书》的精神，是君王的权威绝对强大后才有的居高临下的表现形式。《说命》用“立”字还与甲骨文相合。饶宗颐《论殷代之职官、爵、姓》^[58]称：“卜辞屡见立人、立官之事，立读为莅事之莅，此即卜任用官员之事。”多有举例，不录。徐中舒《甲骨文字典》^[59]第1180页“立”字条解释甲骨文中的“立史”的“立”，同于饶宗颐之说。我们认为甲骨文中的“立”字与《尚书》《周礼》等古文献相合，不当读为“莅”，就是“立”，才与“任用官员之事”相合。用“立”字体现了商代的尚贤传统。商朝的史官在西周的职官中得以继承，参看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60]六《史官类官》。

（九）《说命》：“命之曰：‘朝夕纳诲，以辅台德。’”《楚语》作：“而是朝夕规谏。”两者相比对，分明是《楚语》已经不懂得“台”字是什么意思，所以有意省略掉“以辅台德”一句，这正说明“以辅台德”是原本《说命》所固有，春秋时期的楚国文人已经不理解这个关键的“台”字，于是只好略去。后人怎么可能根据《楚语》所无而伪造出“以辅台德”这一古老的语言？

又，《楚语》将《说命》的“朝夕纳诲”训改为“朝夕规谏”，意思相近但并不相同，失去了《说命》的尚贤的精神。因为“规谏”一词是下对上的行为，并不能体现出君王对贤能大臣的敬礼。而用“诲”字，即“教诲”，这才是尊敬贤能之人为“王者之师、帝师”，这样的语言才符合我国自远古以来的敬贤的文化传统，如成汤对伊尹、中宗对巫咸和伊陟、高宗对傅说、周文王对姜尚^[61]、齐桓公对管仲、秦穆公对百里奚、燕昭王对乐毅、秦昭襄王对范雎、刘备、刘禅对诸葛孔明。晋文公回国后封赏群臣，因为赵衰、子犯以道理教诲自己，所以给最高等级的赏赐，不仅仅是规谏而已。因此，《说命》的“纳诲”^[62]一词肯定要早于《楚语》的“规谏”，更符合我国远古的文化精神。“君师”并不仅仅是规谏君王，而是教化君王。《楚语》将“纳诲”改为“规谏”，这极大地改变了《尚书》的文化精神，扭曲了远古的文化传统。后世人断然不可能根据“规谏”而造出“纳诲”这样具有远古时代精神的语词。更考《尚书·毕命》周康王尊称毕公为“父师”。《尚书·洛诰》：周成王对周公“拜手稽首诲言”。周成王面对周公的教诲十分恭敬，可见君王对于“诲言”是非常敬重的。《诗经·鹤鸣》毛传小序称：“诲宣王也。”可见古人有教诲君王的文化传统。《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对晋侯曰：“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对君王“规诲”是大夫的职责。

（十）《说命》：“若金，用汝作砺；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启乃心，沃朕心。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视地，厥足用伤。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呜呼！钦予时命，其惟有终。”《楚语》作：“若金，用女作砺。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启乃心，沃朕心。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视地，厥足用伤。”《说命》其中的一大段如“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呜呼！钦予时命，其惟有终”不见于《楚语》，也不见于先秦其他文献，因此东汉以后人不可能依据《楚语》或其他文献来伪造此文，其本来就是原本《说命》之文，断然无疑。

又，《说命》的“岁旱”是比《楚语》的“天旱”时代更早的用词。考《诗经·召旻》：“如彼岁旱。”而《召旻》依据毛传小序是“凡伯刺幽王大坏也”。则《召旻》是西周晚期诗，是用“岁旱”，^[63]而不是“天旱”。而《楚语》的“天旱”一词，还见于《荀子》《淮南子》等战国末期和西汉前期的文献，^[64]其时代性显然晚于“岁旱”一词。《说命》的“岁旱”与西周晚期的《召旻》相合。因此，今本《说命》的产生绝对远远在《楚语》之前，《楚语》将西周以前（含西周）的语言“岁旱”训改成了当时的通用语“天旱”。战国以后人不可能根据《楚语》的“天旱”而伪造出极不常见的古语“岁旱”。

（十一）《说命》：“尔交修予，罔予弃。”《楚语》作：“必交修余，无余弃也。”这也一定是《楚语》依据了今本《说命》。《尚书》全书无“也”字，《国语》的“也”不可能是古本《尚书》原始状态，应是《楚语》作者根据记录白公语言的档案所加，反映了春秋晚期的语言，而不是西周以前的语言。且《楚语》改《说命》的“予”为“余”，改“罔”为“无”，这是训诂改字。《尚书》用“予”，第一人称代词没有一处用“余”。《国语》改“予”为同音词“余”，我推测也许是为了避免“予”还有“施予、授予”这个歧义。又，《说命》此处的上下文脉显示此文的原文应是“尔”，不可能是虚词“必”。观其上下文：“尔惟训于朕志，若作酒醴，尔惟麹糵；若作和羹，尔惟盐梅。尔交修予，罔予弃，予惟克迈乃训。”前后三个“尔”字做主语，与“予”对举，一气贯通，文脉顺畅。《国语》因为是单独引述一句，所以可以改“尔”为“必”，加重口语语气，但这是白公所改，不是《说命》原本所有。因此，《楚语》此言也是出典于今本《说命》，不可能相反。

（十二）《说命》：“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楚语下》子高对子西曰：“人求多闻善败，以监戒也。”子高之言也应是出典于今本《说命》。从语言风格上看，《说命》是远古语言，比较含蓄简洁，所以傅说只言“人求多闻”，而春秋时代楚国的子高就说得比较明显：“人求多闻善败，以监戒也。”加了“善败”二字，又加了表示目的的“以监戒也”一句，这明明是从《说命》扩展而来。《说命》此数句的文辞古雅，尤其是“时惟建事”这样的古语，后世绝对伪造不了。“时”读为“是”，训“乃”。“建事”据孔传是“立事”，即办成大事，“建”训“立”。“建事”一词很古奥。考《国语·晋语八》：“夫爵以建事，禄以食爵，德以赋之，功庸以称之。”其“建事”一词当是出典于《说命》。绝不可能是魏晋作者依据《楚语》之言再加上《晋语八》的“建事”，并省略掉“善败，以监戒也”一句，再造出古雅的“时惟建事”，外加“学于古训，乃有获”，从而伪造出今本《说命》。这是完全违背情理的，简直不可想象。只有可能是《楚语》部分引述今本《说命》，并稍加发挥。更考《逸周书·寤敬》：“监戒善败，护守勿失。”《寤敬》是周武王时代的文献，^[65]《楚语》的“人求多闻善败，以监戒也”不仅取材于《说命》，也取材于《寤敬》。从古文献考察，“善败”一词很可能开始出现于《逸周书·寤敬》，是周代才出现的词，商代文献的《说命》当然不会有。《国语》多与“善败”（即成败的意思，善与败是反义词）一词，如果《说命》依据《国语》造假，那为什么会略去这个很古雅的“善败”一词呢？^[66]《说命》断然不可能是依据《楚语》改编而成。

（十三）《说命》：“王宅忧，亮阴三祀。”考《论语·宪问》：“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吕氏春秋·重言》：“高宗，天子也，即位，谅闇三年不言。”^[67]《礼记·丧服》：“《书》曰：‘高宗谅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礼。”《淮南子·泰族》：“高宗谅闇，三年不言。四海之内，寂然无声。”《史记·殷本纪》没有出现“亮阴”或“谅闇”。则《论语》《吕氏春秋》《礼记》《淮南子》都是作“谅阴”。考《尚书·周书·无逸》：“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那么周公如何知道“高宗亮阴”？一定是周公读过今本《说命》。今考《尔雅》：“亮，信也。”《尔雅诂林》各家注都说“亮”借为“谅”。《尔雅》此言只能是解释《尚书》的“亮阴”的“亮”，并没有针对其他文献。遍考先秦典籍，除了《尚书》的《说命》和《无逸》说殷高宗之事外，没有“亮”训为“谅”或“信”的例子（训为“助”的例证有很多），《尔雅诂林》各家注都没有从经典中找出用例。足见《尔雅》作者见到的《说命》和《无逸》原文就是作“亮”，与今本《古文尚书》的《说命》相合。《尔雅》本是为解释《诗》《书》而编成，因此，今本《说命》作“亮”绝为先秦古本，就是《尔雅》所依据的《古文尚书》，断然不可能出于魏晋人的伪造。另外，在汉代以前的古文献中，只有《说命》才有“宅忧”一词，即使魏晋人能够依据《无逸》造出“亮阴”一词，也不可能造出“宅忧”这个词，因为没有依傍。从“宅忧”这个词，也可以断定今本《说命》就是原本《尚书》，后世伪造不了“宅忧”这个词。综合上述，即使魏晋人能够依据《无逸》造出《说命》的“亮阴”，也不可能造出“宅忧”，因此只能是周公的《无逸》参考了今本《说命》而使用了“亮阴”一词，不可能是魏晋人依据《无逸》而造出《说命》的“亮阴”。这个逻辑关系绝对不能搞乱了。

以上十三证足以摧破魏晋人依据《楚语》而伪造《说命》的俗说。作为《古文尚书》的今本《说命》肯定是西周以前真实的古文献，断然不可能是战国以后人所能伪造的。《楚语》绝对是依据今本《说命》而写成相应的文句，也就是春秋后期楚灵王时代的楚国大臣白公见到过、学习过今本《说命》，并不是别本的《说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