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之交的学者吴棫提出晚出的《古文尚书》有几篇《小序》可能是伪作，与《尚书》原意相矛盾。而且吴棫怀疑晚出《古文尚书》是伪书的重要理由是：《今文尚书》佶屈聱牙，难以理解，而孔安国所献《古文尚书》文从字顺，非常好理解，因此《古文尚书》的真实性可疑。吴棫开创了对晚出《古文尚书》的怀疑。此后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不断质疑晚出《古文尚书》的真实性。南宋大学者朱熹认为晚出《古文尚书》的小序是后代学者所加，不是孔子所作；朱熹还怀疑孔安国的《传》和《序》不像西汉文字，而与《孔丛子》的文字风格相似，应该出于东汉以后，是魏晋人所为，与《孔丛子》是同一作者。朱熹认为《古文尚书》实际上是东晋才出现的，此前的学者没有见过。而且同吴棫一样，朱熹认为《古文尚书》的文字平易，容易理解，而西汉的《今文尚书》反而文字艰涩，两者风格相差很大。因此《古文尚书》的真实性可疑，应是魏晋人所造的伪书。[2]朱熹的观点影响很大。从宋末元初的赵孟
开始，将《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分开编撰。元代学者吴澄的《书纂言》受赵孟
影响，已经舍弃《古文尚书》，只研究《今文尚书》。他对《古文尚书》评论道：（一）《古文尚书》是抄袭上古群书而成。（二）《古文尚书》“虽无一字无所本，而平缓卑弱，殊不类先汉以前之文”。（三）《古文尚书》“最晚乃出，而字书略无脱误，文字略无龃龉，不亦大可疑乎？”这三点明显显示了吴澄对《古文尚书》的怀疑。元代学者王冲耘《读书管见》怀疑《古文尚书》的《大禹谟》是伪书，理由是《大禹谟》的文体不纯，杂糅了典和誓，不是正宗的谟，于是称《大禹谟》“必是汉儒附会之书”。以上宋元学者对《古文尚书》的质疑其实仅仅停留在感觉阶段，并没有用语言学的方法进行科学的实证研究。明朝学者王祎《青岩从录》中的《今古文尚书》条认为《古文尚书》是魏晋人所作，基本上承袭了元代吴澄的观点。明代学者郑瑗《井观琐言》将商周青铜器铭文与《尚书》比对，认为与《今文尚书》在风格上更接近，很难读，而《古文尚书》“篇篇平坦整齐如此”，容易理解。又说《泰誓》有的语句不类古语，因此，《古文尚书》不可信。明朝大学者梅鷟《尚书考异》是第一部科学考论《古文尚书》的论著，将《古文尚书》与先秦西汉的群书进行了详密的比对，考证出《古文尚书》文句的来源，指出《古文尚书》是魏晋人抄袭改窜西汉以前的各种文献而成。梅鷟《尚书考异》直接影响了清代初期的大学者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古文尚书疏证》对《古文尚书》进行了尖锐的辩驳，列举了112条证据，全面论证了《古文尚书》是魏晋以后的伪书（但其部分关键性的论证失传）。阎若璩此书虽然受到同时学者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的反击，但却得到《四库提要》和清代大学者钱大昕的充分肯定。[3]自此，学术界基本认定《古文尚书》是晚出的伪书。清代大学者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王鸣盛《尚书后案》、江声《尚书集注音疏》、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等都坚信《古文尚书》是伪书，不予讨论。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虽然认真研究了《古文尚书》，但处处申明《古文尚书》是抄袭变乱群书而成的伪书。直到现在的学术界的主流意见也是继承了朱子、吴澄、梅鷟和阎若璩的观点，例如中国台湾地区学者屈万里院士《尚书集解》也是《今文尚书》派。钱宗武教授只作《今文尚书语法研究》，不讨论《古文尚书》的语法。《古文尚书》是伪书，这似乎已经是学术界的定论。近年来，最新发现的《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竹书》（叁）中发现有《说命》，与今本《说命》差别很大，于是有著名学者认为据此可以证明今本《说命》是彻底的伪书。
然而根据我多年的研究认为：传统学术认为《古文尚书》的《说命》为伪书的观点是大可商榷的，其论证的方法和证据都存在不少的问题，缺乏科学性。本文将辨正传统学术所提出的认为《古文尚书》的《说命》是伪书的各种证据，将从汉语史、古文献、训诂学、古文字学、语言学的角度充分证明《古文尚书》的《说命》不是伪书，其产生不是抄袭先秦西汉各种文献而成，其本身就是先秦的古老文献。我们的论述分为四个方面展开，每个方面又分为若干细目予以缜密的研究。[4](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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