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真生难死易吗？探明明朝真实面貌

然而，钱谦益果真愿意为一个虚无缥缈的道义殉葬吗？正如赵园先生在《想象与叙述》一书指出的那样，向来人们将明末清初的殉难者看得太轻松了，以为殉难者在乱世之际为节义戕害自己的生命是如此容易。相反，他们殉难前的文字中其实有太多的沉重、痛苦乃至犹豫。“生难死易”只是人们对他们当时心境的想象，而对于生的追求却是人的本能。更何况，殉难者们飞蛾扑火一般的行为，很多情况下不仅有殉道成分，更有感念君恩与国恩“不忍坐视”的成分。然而，钱谦益没有这样的负担。崇祯帝没给过钱谦益任何的恩情，倒是有过一场难堪的折辱。钱谦益虽然在阁讼被黜的诗中掩饰地说崇祯帝“责薄恩多”，其实真实的情形不过是“责多恩薄”罢了。只是为了一个道义和虚名，钱谦益还真舍不得死。没有父母在堂的钱谦益，毕竟却有娇妻弱子，他又是一个一贯追求享乐的人，所以他没有像人们预想的那样选择殉国。其实，南京陷落时，时在钱谦益家中教其子读书的西宾沈明抡曾经劝钱谦益死节。沈明抡，字伯叙，是苏州府长洲县人，精于《春秋》，崇祯六年（1633）参加顺天府乡试，中乙榜，被钱谦益“延主讲席”。乾隆《长洲县志》载：“南都破，（沈明抡）曾劝尚书（指钱谦益）殉身，曰：‘公受恩深，毋游移也。’尚书不能从，明抡不复相见。后幅巾布袍，绝意科名，仍以《春秋》教引生徒终。”沈明抡说钱谦益“受恩深”，是指崇祯帝的恩，还是弘光帝的恩？大概都谈不上，能拿来说事也只是虚无缥缈的“国恩”吧！这些打动不了钱谦益。更何况，自己的友人龚鼎孳、陈名夏不是也都在北京投降清朝了吗？虽然龚鼎孳、陈名夏等人因为失节而为人不齿，但未必对于钱谦益来说不是一种前人已经走出来了的路径。劝不动钱谦益，沈明抡只得自己遁世做了个遗民。但是，钱谦益能置身事外，做一个遗民吗？当然不能，从后来吴伟业等名士在顺治年间被迫出山应清朝之用来看，清朝统治者对于明朝名士们的延揽是不惜动用手段的。因此，如果不死，名士钱谦益其实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向清朝投降。

五月十三日，清兵入南京通济门，因为一度依附魏忠贤而为士大夫不齿的阉党分子杨维垣等五人，城破之日俱自缢而死，而钱谦益这位东林贤者却在五月十五日与大学士王铎、守备赵之龙率着南明文武众臣，捧着舆图册籍，出郊向清军多铎跪降！时人感叹说，生死相反如此，可见平时对于一个人物的道德评价并不足凭。后人因此说，看来东林人士中并非皆是君子，非东林者也并非尽是小人。钱谦益投降了，遗民做不成了。然而，在清朝的日子会好过吗？(www.xing528.com)

谁也不知道在决定投降时，钱谦益的心中闪念过谁，也许有范文程、洪承畴，但肯定不会有文天祥。然而，他注定不会像范文程、洪承畴那样受清人重用，因为前者是在清朝开国伊始参与到政权建设，而后者之降则使明清间的力量均衡进一步被打破，都有很重大的意义。相比较而言，钱谦益之降于清朝统治者而言不过是锦上添花，绝非雪中送炭。钱谦益倒是“以招降江南为己任”，曾致书各地督抚乡绅，书内有“名正言顺，天与人归”之语。但是，钱谦益虽然在明末有巨大的声望与影响力，门生弟子遍天下，包括后来在南明隆武、永历等政权中主政的郑成功、瞿式耜等人，但他的影响力一则因向马士英、阮大铖妥协而打折扣，二则更因为降清而降到了低谷。因此，钱谦益为清军招降江南之路并不顺利。他的家乡常熟就成了抵抗清兵的主战场之一。顺治二年（1645）七月清军攻陷常熟并屠城时，也全不给钱谦益面子，将藏匿在绛云楼中的读书人尽数屠戮，“皆儒巾儒服者”。江阴等地的抗清斗争也如火如荼。钱谦益的投降，既不能“安定”江南，也不能保护桑梓，只落得个独善其身，完成了一个由声誉颇隆的气节之士向降臣转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