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明他们的明朝-探明他们的明朝

按照伦序当立的原则，既然朱由校（熹宗）、朱由检（崇祯帝）兄弟都死了，他们两人中前者没有子嗣，后者几个皇子下落不明，最近的皇位继承人就应该从他们的祖父万历皇帝的儿子中去找，而福王朱常洵之子朱由崧作为熹宗和崇祯帝的堂兄弟，无疑是最近而且最合适的继承人。但是，东林党当初争国本时站在朱常洛一方，曾千方百计地抵制郑皇贵妃企图谋立福王朱常洵为太子的企图。这样的政治立场也一直带到了明末清初的特殊时期。作为东林党领袖，钱谦益提出迎立潞王。但是，这样的一个带有党派偏见的提案，却引起了很多人的不安。毕竟，此一时，彼一时。为了某一政治派系的利益而漠视天下大法，自然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支持。李清在《三垣笔记》中说：“北都变闻，在籍钱宗伯谦益有迎潞王议，……时草野闻立潞，皆不平，及（福）王监国，人心乃定。”李清是与钱谦益有交情的，钱谦益曾对他寄托了很多的修史期望，因此李清的话不应该有太多的偏见，是可信的。这表明，东林党人在国亡之际仍然只顾派系利益，实为失策。而且，乱世之际，谁控制军队，谁就有更大的话语权。在得到凤阳总督马士英和江北四镇刘泽清等武将的支持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监国，不久即位，改次年为弘光元年（1645），即南明弘光政权。大势已定，东林党人之后的失利也就在可以想象之中了。

马士英拥立福王后，自己出任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当初他之所以能被起用并出任凤阳总督，是出于阮大铖向首辅周延儒的推荐。阮大铖是魏忠贤阉党案中的人物，崇祯一朝一直郁郁无所作为，且被东林人士一贯折辱。马士英掌控南明弘光政权之后，投桃报李，想要起用阮大铖。崇祯十七年六月，钱谦益复出了，出任弘光政权礼部尚书。马士英知道钱谦益的影响力，便对他说：“党人不谓不抑矣，今需人之日，破格为先。”意思是说，当初阉党一案并不是不重要，阉党分子也不是不要压制，但现在国家破碎，急需用人，所以要破格使用。或者是为了弥补自己迎立潞王之失策，或者是真的想要试图捐弃门户之见，钱谦益竟然承马士英之意上了一道奏疏，为阮大铖、蔡奕琛、杨维垣等阉党分子开脱。蔡奕琛是温体仁的心腹。然而，在晚明门户甚深的背景下，钱谦益“以门户荐非门户”并不为人所理解，反而被人嘲笑。杨维垣等人也不领情，说我本也不靠钱谦益才能得到起复。后人更猜测他不过欲以此获得马士英等人认可，借此入阁。夏完淳《续幸存录》中说：“（钱）谦益素称儒林之望，至是有使过一疏，名节扫地。谦益不过欲得揆望，为此丧心之事。士英借谦益以用群奸，而愈疑谦益，反绝揆望。”结果是，升任兵部尚书并重新获得权力的阮大铖等人反而又炮制了《蝗蝻录》，要将当初与自己为敌的东林人士一网打尽。(www.xing528.com)

受马士英、阮大铖等人的排挤，钱谦益入阁的愿望也依然没有实现。郁郁不得志时，钱谦益再次萌生隐退的想法。但是，钱谦益隐退的想法不彻底。他的朋友文震亨，在受到马士英等人排挤时，义无反顾地回到苏州，后来在清军攻陷苏州时投河不死，再绝食六天而死。相比而言，钱谦益显然更留恋富贵与权力。他在弘光元年三月上疏，请求在自己家中开史馆修国史，显然是想以退为进，但即便是这个想法也遭到拒绝。到此地步，他仍然不能决绝地离开他已经失望的弘光政权。可见，钱谦益一生留恋的东西太多。他将来未能遽死，大概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因此，明亡时钱谦益的复出，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的政治效果，只收获了尴尬。两个月后，弘光政权在清将多铎的攻势之下瓦解，晚明多年的党争也随着明王朝的彻底结束而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