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明明朝：有党与无党

崇祯帝未必真信温体仁，但多疑的他对外臣结党的指控不免下决心要查一查。即便查无实证，以钱谦益为突破口警告一下朝中党同伐异的风气也好。十一月初六，皇帝在文华殿召见相关人员。温体仁的斗争策略是一口咬定天启元年的科举案中钱千秋“不曾到官”，所以当初的科举案其实“未结”。按照这样的逻辑，既然科举案未结，作为案件中受牵连的钱谦益的人品就还没有定论。当然，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刑部尚书乔允升、吏部尚书王永光都证明科举案已结，钱谦益清白。双方各执一词。于是，皇帝命人从刑部调来案卷。当然，案卷取来后，事实应该就变得明白了。这时，温体仁进行他的第二步策略，就是由攻击钱谦益本人改为攻击朝中诸臣结党，把皇帝的注意力引向结党的问题上。他抓住吏部尚书王永光与吏科都给事中章允儒在得知温体仁上疏弹劾钱谦益时曾专门命人重新调取钱谦益科举案中的招供稿之事，说这些大臣曾经“在外商议来着”，似乎这些人都曾为了保护一个钱谦益而进行了密谋与协商。温体仁撕开脸皮说：“钱谦益之党甚多，臣还不敢尽言。”章允儒作为六科言官之长，是一个敢说话的人。他指责温体仁上疏时间有玄机。章允儒说，既然钱谦益像温体仁所说那样劣迹斑斑，温体仁就应该在枚卜之前弹劾他，并且还说温体仁这样拿结党来打击钱谦益跟之前魏忠贤的做法没两样。后面的话激怒了皇帝，因为这无异于把皇帝比之于当初那个像傀儡一样的天启皇帝。于是，章允儒被锦衣卫拿下。盛怒之下，十九岁的皇帝已无法理性思考。面对内阁大学士李标、钱龙锡为钱谦益案的辩护，皇帝偏激地说，如果像你们所说的钱谦益与科举案无关，“（试卷上的）批语是谁批的”？试卷上的“‘中’字是谁写的”？如果说科举案都是那些不要脸的光棍们干的，难道是“光棍作主考么”？“光棍‘中’他的么”？皇帝接过温体仁的棒子，开始胡搅蛮缠起来。到此为止，钱谦益的人品与政治前途，自然已是漆黑一片，再无半点光明可言了。

温体仁的第三步策略，就是引导皇帝将整个枚卜名单推倒重来。周延儒在这个时候说话了。周延儒说，从来的会议公推看似公道，其实“只是一两个人把持住了，诸臣都不敢开口，就开口了也不行，徒是言出而祸随”。皇帝由心地赞扬周延儒说了句公道话。温体仁再加一把火，说自己这次得罪人太多，请求辞官，“以避凶锋”。皇帝却说，温体仁你这是“为国锄奸，何必求去”？到这时候，温体仁成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既赶走钱谦益，又废掉了枚卜名单，还让皇帝更欣赏自己。年轻的皇帝不能说多昏庸，但却能看到有多刚愎自用。最后，御前会议结束，皇帝在内阁拟写的结论上写下圣旨：“钱谦益关节有据，受贿是实，且又滥及枚卜，有党可知。”于是，入阁呼声最高的钱谦益被革了职，反而成了东林党中最薄弱的被攻击的一个环节，“破帽青衫又一回”，再次被罢黜。事至此时，钱谦益对自己的复出有了悔意，“事到抽身悔已迟，每于败局算残棋”。(www.xing528.com)

若干年后，钱谦益感慨地说：“丁卯（1627）之阉祸，即辛亥（1611）黜幽之伏戎也。戊辰（1628）之阁讼，即丁卯媚阉之遗种也。”崇祯元年从可能入阁到最后革职为民，依然是党争的遗祸。众望所归的钱谦益倒下了，不仅自己倒下了，吏科都给事中章允儒、御史房可壮以及钱谦益的学生户科给事中瞿式耜都被降三级调处。李标、钱龙锡、刘鸿训等人组成的东林内阁也自此不复受到崇祯帝的信任，并逐渐在崇祯二年、三年中掺入周延儒、温体仁等人，致使东林内阁迅速垮台。另一方面，温体仁因为被皇帝深信为“无党”而大受赏识，于崇祯三年入阁。温体仁在内阁八年，“未尝敢于上前救一人，争一事，上弥信其公忠”，然而国家大事却江河日下。到崇祯十年（1637）六月，温体仁罢相，一时京师“欢声雷动，虽妇人孺子，皆举手相庆”，可见温体仁之人品。也正是在这同一年，黄道周疏辞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讲管司经局事一职时，向崇祯皇帝推荐钱谦益。黄道周《三罪四耻七不如疏》中说：“文章意气，轲拓落，臣犹不如钱谦益、郑鄤。”他请求恢复钱谦益的官职，让这位博学的才华之士可以为朝廷效力。然而，刚愎自用的崇祯帝岂能用一弃臣？有一点大概是可以确信的，钱谦益的重望，确实是虚誉，他委实不具有力扶乾坤的政治能力。但是，即便虚誉，也将在不久后国事残破之际捐弃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