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书院讲学，在学术上反对王阳明后学中“性无善无恶”的思潮，提倡回归程朱理学，重建社会秩序和社会道德。在书院的讲会上，东林讲学强调不谈论时政。但是，东林领袖顾宪成等人的声望太高，他们经常会以书信方式与朝中士大夫交流，引起了对立派的不满，而以“东林党”的称谓加在他们头上。在封建时代的政治中，“党”是一个贬义词。东林人士之所以被加上“党”的名称，是因为总有一批官僚士大夫在十七世纪初政治生活持有相近立场，以君子相标榜，互相援引。因此，虽然东林书院讲学本身不涉及政治，但在明末政治生活，东林党毕竟是存在的。学术上的东林书院与政治上的东林党，在晚明社会中是交织在一起的。后来被称为“东林七君子”之一的江阴缪昌期，对顾宪成的东林讲学曾有一评论：“东林诸君子有为讲学，而有意立名，党锢、道学之禁，殆将合矣。”党锢之禁是指发生在东汉末年政治上对清流的镇压与打击；道学之禁是指南宋庆元年间指斥朱熹学说为伪学并禁止道学人士参与科举考试和干政之事。缪昌期认为，东林书院讲学与东林党人在政治上的活跃，将招致政敌的仇视，党锢与道学之禁将在晚明合二为一重现。缪昌期的预计，在天启年间化为现实。
东林讲学的中心在无锡东林书院，邻近武进传经堂、金坛志矩堂、常熟虞山书院、宜兴明道书院均是这一讲学网络的节点。这一讲学网络对附近的读书人有很大的吸引力，各府县的生员都是讲学的重要参与者。钱谦益是万历十年出生的人，在万历十七年（1589）入常州府学，东林讲学最热闹的时候，他恰巧还是常州府学的一个生员。他的家庭与顾宪成有密切关系。钱谦益是苏州府常熟县人。祖父钱顺时曾中过进士，但做官时间很短，二十九岁就逝世了。他的祖母含辛茹苦培养他父亲钱世扬读书。钱世扬不负母亲所愿，虽然一辈子没有考上举人或进士，但读书入学，最后做了一名贡生，以擅长《春秋》闻名于江南一带。康熙《常熟县志》载：“钱世扬，字景行。……年十三，能谙记五经、《史记》、《文选》数万言，世授《胡氏春秋》，妆拾旁魄，搜逖疑互，既成，以授学者，学者咸师尊之。”在父亲的挚友中，对钱谦益影响最深的是顾宪成。钱谦益十三岁时，就曾随父亲钱世扬谒见顾宪成，而顾宪成也极口称道这位小友的博雅。在顾宪成、高攀龙主教的常熟虞山书院讲会中，从相关的《虞山书院会语》《虞山书院志》中总能找到钱谦益的名字。或许因为这重关系，钱谦益在将来的岁月里很自然地被视为东林党人。崇祯十六年（1643），钱谦益在为顾宪成夫人所作铭文中说：“余年十五，从先夫子以见于端文，……今老矣，白首屏废，实与东林党论相终始。”严格说，钱谦益的学术态度跟东林是有区别的。比如在对待佛教的立场上，顾宪成、高攀龙等一向是站在儒家立场上予以排斥，而钱谦益则因为祖母卞氏佞佛，对佛教有十分的好感。钱谦益晚年号“如来白衣弟子”“虞山俗衲”等，均能见到他所受的佛教的影响。二十六岁时，钱谦益还向崇信佛教的学者太仓管志道执贽为弟子，又曾经从晚明四大高僧之一的憨山大师游，而管志道提倡无善无恶之说，与东林顾宪成、高攀龙等人进行过激烈的辩论。由此可见，晚明政治上的东林党，与东林讲学以及学术倾向有一定的关系，但更多场合下，政治其实只是政治。(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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