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上好杀之德：《探明他们的明朝》

崇祯皇帝朱由检是明代的第十六位皇帝，也是明王朝的末代皇帝。如果在他即位不久时告诉他，他将会是明朝最后一位皇帝，他自己无论如何是不会相信的。这位皇帝自视是一个唐太宗之类的人物。大臣因为皇帝俭约，将他比喻为汉文帝，他的驳斥是：“何得以汉唐中主比朕？”他倒是愿意拿自己与唐太宗做比较，说：“唐太宗才，朕万分不如，若论德行亦不让似他。”这样的比较，自今日看来非常可笑。崇祯帝自认的“德”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把皇帝平台召见袁崇焕时的种种礼遇看作他优秀的品性，那么又该如何看待他两年之后残忍地处死袁崇焕？

确实，崇祯帝似乎有很多好的品性。他很勤政，章奏亲自批阅，夜深不眠；他似乎很优礼大臣，对内阁大学士谦恭地称“先生”而不直书其名；他很节俭，不像别的皇帝隔夜便要换新的衣服，而通常要洗三遍，穿三次，以至崇祯一朝，江浙织造每年的任务都减去了二分之一；每月膳食的开支大约在九千两白银，相比他的祖父万历皇帝每月一万二千两的膳食开支，节省了四分之一；他不爱大兴土木，不爱声色犬马，先朝矿役、珠役、杂榷全部停罢，宫室一切仍旧，乐舞减省；国家遇有灾情，他会避居外殿，布袍蔬食，不近女色；他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癖好，最大的兴趣是像个文人雅士那样抚抚琴、写写字，书法造诣不错，字写得“矫健绝伦”。然而，问题是，勤政、节俭、不近女色固然是一个优秀帝王所应该具备的品格，但从皇帝的角色来看，知人善任、宽容大度、刚毅果断的品格却更重要一些。然而，崇祯皇帝恰恰缺少这些。孟森先生曾很客观地说，崇祯帝“苛察自用，无知人之明”。他的性格是苛刻、多疑和优柔寡断的。他对大臣们的优容，多只是一种虚伪的笼络。在其内心深处，却潜藏着凡事以功利来衡断的残酷心态。他用人之拙、疑心之重、驭下之严，是加速明王朝覆亡的催化剂。即位不久，御史陕嗣宗上疏指出崇祯帝性格之“五不自知”——“渐近于予圣而不自知”“日涉于猜疑而不自知”“日习于尊倨而不自知”“渐流于呰窳而不自知”“日趋于纷苛而不自知”。总之，陕嗣宗批评崇祯帝即位以后越来越自大，越来越刚愎自用，越来越急躁、纷苛，而自己却浑然不知。崇祯帝没有惩罚陕嗣宗，但却并未反思。在处理袁崇焕的问题上，崇祯皇帝从极度信任转而生疑，以致自毁长城。

袁崇焕之死，固然有袁崇焕个人的问题，也有党争的背景，但崇祯帝猜忌多疑的性格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若不是崇祯皇帝素来多疑，皇太极的反间计未必能成功。杀袁崇焕的决定，毕竟是由崇祯帝亲自做出的，而且立即就派刑部侍郎涂国鼎执刑，更可怕的是实行残忍的凌迟之刑。据说逮系袁崇焕时，内阁大学士成基命在旁，跪下连连叩头，说：“慎重！慎重！”崇祯帝呵斥：“慎重就是因循。”袁崇焕有罪，但用当时人的话来说，却是一个“不怕死、不爱钱、曾经打过”的足以与后金匹敌的军事干才，为什么就不能让他戴罪立功呢？仅仅要彰显自己的英明与果决，便处死一个功勋之臣，何异于自毁长城？《明史·袁崇焕传》说，袁崇焕一死，辽东战局更趋恶化，无人可以收拾。这样的事情在崇祯朝发生了不止一次。崇祯十五年（1642），猜疑的崇祯帝曾密令孙传庭杀了李自成的同乡贺人龙。贺人龙是镇压农民起义过程中颇为悍勇的将领。他被杀后，农民起义军酌酒相庆：“贺疯子死，取关中如拾芥矣！”崇祯皇帝的多疑与擅杀，一次又一次地自毁长城。(www.xing528.com)

崇祯帝确实不因循，他的果决有点变态，杀边臣从不手软。由于求治之心太切，崇祯帝对臣僚很苛刻。晚明著名的学者刘宗周就在批评崇祯皇帝的奏疏中这样说：“求治之心操之过急，不免酿为功利；功利之不已，转为刑名；刑名之不已，流为猜忌；猜忌之不已，积为壅蔽。”在一个过分苛求的皇帝之下，是很难出现敢于担当的大臣的。所以，无为而治的明代皇帝如弘治皇帝、隆庆皇帝统治时代，倒是名臣辈出，而事事亲为的崇祯帝一朝，光内阁大学士就如弈棋一般，轮换了50人，而做得时间最长的，却是“外曲谨而中猛鸷，机深刺骨”的温体仁，以及周延儒，没有出名臣，倒是出了两个《明史》中的奸臣——周延儒与温体仁。后代历史学家有时错误地感叹崇祯朝“有君而无臣”！其实，只是因为崇祯皇帝过分苛责大臣，大臣们动辄得咎，哪里敢有什么作为呢？崇祯朝十七年，大学士被杀了2人，分别是薛国观和周延儒，被遣戍的大学士2人，即钱龙锡和刘鸿训。作为皇帝最亲信的大臣，内阁大学士轻易得到这样的下场，实在令大臣寒心。孟森先生说：“自有阁辅以来，戮死者惟一夏言，崇祯间则再见，岂复有敬大臣之意？”17年中，刑部尚书换了17人，而处死1人，下狱5人；兵部尚书中有2人被处死。地方督抚中，总督中被诛者7人，即郑崇俭、袁崇焕、刘策、杨一鹏、熊文灿、范志完、赵光忭；巡抚被戮者11人，即蓟镇王应豸、山西耿如杞、宣府李养冲、登莱孙元化、大同张翼明、顺天陈祖苞、保定张其平、山东颜继祖、四川邵捷春、永平马成名、顺天潘永图，另外还有河南巡抚李仙凤被逮自杀。袁崇焕的命运，只不过是崇祯帝刚愎自用和好杀大臣性格在政治上应用之滥觞。

崇祯帝的猜疑与苛刻，导致了明末君臣关系的解体。从杀袁崇焕那一刻起，崇祯帝的猜疑与苛刻之性就开始那样的刺目。然而，君主视臣下如草芥，则臣民也会视君主如寇仇。苛刻的态度，最终也就导致了朝中大小臣工对一切事情都噤不敢言，从而形成刘宗周所称的“壅蔽”的状态。皇帝督责越严，臣下们越不敢担当；皇帝焦劳越勤，臣下就越偷安怠慢。崇祯朝的政局，就这样慢慢地恶化。如此一来，崇祯十七年（1644）景山的歪脖子树上孤零零地挂着一个自己上吊的崇祯皇帝，身边只剩下一个贴身宦官的陪伴，而北京城中一千二百多位官僚投降，殉节的只是少数，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