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庙堂掣肘与名将隐退

节制关外军事，使袁崇焕可以按照自己的方略做几件大事。其一，遣诸将巡历锦州、大凌河、小凌河，恢复之前相继失守诸城。其二，组织东北地区的屯田和移民。按照袁崇焕“以辽人守辽土”的战略，要使辽河两岸能成为抵御后金军队进攻的屏障，就不能光靠从内地调来的军队，而是要鼓励人们定居于此，从而增加本地居民抵抗后金侵略的恒心与决心。此外，要解决军粮问题，要实行屯田，实现军队自养。其三，遣兵援助毛文龙，从而保持明朝在侧后方对后金形成威胁。后金军队在天启七年初进攻毛文龙及朝鲜时，受朝廷之命，袁崇焕一方面派水军援助毛文龙，一方面派赵率教进逼三岔河以为牵制，只是因为后来朝鲜被迫臣服于后金，明军才回撤。其四，组织宁、锦之战。天启七年五月，后金军队进攻赵率教镇守的锦州。袁崇焕镇守宁远，按兵不动，但派出四千精兵驰援锦州。随后，袁崇焕又令满桂、祖大寿等人赴援锦州，在城外与后金军队大战，结果双方各有死伤，满桂还身负数处箭伤。后金攻锦州不下，撤兵时顺路毁了大凌河、小凌河二城。总体看来，袁崇焕负责东北战局时，明朝与后金互有攻守，处于一种均势。因为均势既已形成而不易打破，袁崇焕还尝试与后金议和。天启六年八月，他派人以吊努尔哈赤之丧的名义尝试与后金议和。虽然他向朝廷报告说是要借此名义探听后金虚实。然而，内心深处，袁崇焕应该知道对后金的战争将会漫漫无期，不能奢望短时间内结束，因此在战守的同时以议和的方式与后金打交道也是一种维持边境安宁的途径。用他的原话说，“守为正着，战为奇着，款（即议和）为旁着”。

但是，庙堂的决策者们显然不能理解袁崇焕的苦心，他们总在期待着下一个大捷。大捷会加强像魏忠贤那样的权贵们的地位，让他们加官晋爵。从决策者的角度，既然承诺给你足够的粮草人马，袁崇焕有什么理由不荡平后金呢？决策者们非但喜欢事事遥制，而且一时兴起还从宫中派了六名太监以“查勘钱粮”的名义来到宁远。这甚至引起了兵部尚书王永光和内阁大学士丁绍轼的不安。王永光说：“迩者宁远一捷，中外稍稍吐气。当事者且议裁经略，裁总兵，专任袁崇焕，以一事权。而随以六内臣拥聚斗大一关，事权不愈棼乎？万一袁崇焕瞻回顾望，致误封疆，则此罪崇焕任之乎？内臣任之乎？”王永光的意思是，袁崇焕新胜，威望空前，皇帝却派出六名太监前往勘事，这不是让事权反而越发纷乱吗？万一袁崇焕因此心生不快，可能导致封疆之误，到时谁来承担责任呢？王永光还说，即便查核钱粮，也用不着派出六个太监吧。但是，天启皇帝是慵懒不理朝政的人，负责朝政的魏忠贤自然也不会把太监撤回。批回的圣谕中说：“内臣镇守，系祖宗旧制，与文武诸臣并无掣肘。”内阁大学士丁绍轼也警告说：太监奉天子之命而行，文武将吏视其意而行，百方逢迎，将因此侵夺守将之权，为害一；内臣势盛，权力渐移，则必定会参与军事指挥，“将有不当战而速之战，宜用守而不与其守”，渐成掣肘之势，为害二。但是，即使是依附魏忠贤的内阁大学士丁绍轼的反对，也未得到魏忠贤的批准。袁崇焕还真是敢言，竟然直接向朝廷上疏，请求撤回内官。他说：“兵，阴谋而诡道也，从来无数人谈兵之理。臣故疏裁总兵，心苦矣。战守之总兵且恐其多，况内臣而六员乎！”他说，兵法是诡道，从来都不适合一起讨论，因此自己之前请求裁撤总兵，而现在却反而添上六名镇守太监，将来怎么指挥打仗？但是，得到的回答仍然是：厂臣魏忠贤平时就警告内臣们不要参与政事，他们又哪里会干预边疆军事呢，你们不要多虑啊！几番下来，袁崇焕大概也要徒叹奈何了。(www.xing528.com)

天启七年锦州一战，明与后金打了一个平手。在明朝那边虽称大捷，只不过是权贵们粉饰太平罢了，而朝中官员却又弹劾袁崇焕不敢尽遣宁远城的精兵往救锦州，是“暮气”，是老气沉沉，是没有勇气。魏忠贤等太监及朝中高官因锦州之战小胜而加官晋爵，遗荫子孙，主将袁崇焕却不过加了一个都察院右都御史的衔。这样的厚薄不均，连魏忠贤的亲信霍维华都看不下去，上疏为袁崇焕请恩典，说宁愿把自己的恩典让出来。然而，皇帝批复说：“袁崇焕谈款一节，所误不小，朕不加谴责，尚著叙赍，分明念久在危疆，姑使相准耳。恩典出自朝廷，霍维华何得移荫市德？好生不谙事体！”在袁崇焕看来，“和”的旁着，是战和守的辅助，但是在朝廷看来，与后金之间从来都没有“和”的选项，“款为旁着”成了个笑话。功罪相抵，袁崇焕还想要什么酬报呢？于是，袁崇焕萌生退意。天启七年七月，袁崇焕辞官，取而代之的是督师兼辽东巡抚的王之臣，仍驻守宁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