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光辉消逝：揭秘明朝真相

抄家事了结了，但清算张居正的影响却很深远。清算已死的张居正，首先是中断了张居正的改革事业。张居正生前提拔的重要官员斥削殆尽，从人事上已清除了改革完全沿着张居正的路线继续前进的可能。通过内阁高度集权的方式来推行考成法，也从此行不通了。最早继任的首辅张四维忙于与张居正撇清关系。在张四维之后，首辅申时行向皇帝建议停止考成法的实施，理由是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人员按考成法的要求来进行管理。在军事方面，戚继光在万历十一年（1583）由蓟镇总兵调任广东总兵，不再担负拱卫京城的重任。戚继光和辽东总兵李成梁也都作为张居正的党羽被弹劾，万历皇帝选择继续相信李成梁，但戚继光却被革职，晚景凄凉。关于之前清丈田亩的效果也发生了争论。一些官员主张万历九年的清丈记录应该予以废除，将赋税额复旧。一些官员主张应该让各地的巡抚、巡按更正之前清丈的结果。总之张居正辅政十年中的雷厉风行的作风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反复的争论与缓慢的决策。

尤其严重的是，清算张居正对于万历一朝的政治生态带来了恶劣影响。用当时的首辅大学士申时行、都御史赵锦等人的话来说，抄家之事有伤“国体”。用翰林院侍读学士张元忭的话来说，有损于国家的“元气”。抄家事发时，曾经对张居正禁书院极度不满的张元忭，在写给同样受过张居正摧残的邹元标的信中为张居正叫屈，说：“十年翊赞之劳，岂容尽泯？即如筹边一事，十余年西北晏然，谁则主之？此其罪与功亦应少准，而一旦斩艾之，若此于国家元气得无少损乎！”照张元忭的话来说，即使张居正有过错，也应该和他为国家所做的功劳相抵，那也绝不至于要受到抄家和子弟惨死或流放的下场。“国体”和“元气”都是笼统的概念，此处应指政治文化言。良好、和谐、和衷共济的政治文化，对于王朝的发展是健康的，是有益于国体的；刻薄寡恩、肆意攻讦、党同伐异的政治文化，对王朝的发展是不健康的，是有损于国体的。万历帝在张居正生前还对他说过：“先生功大，朕无可为酬，只是看顾先生的子孙便了。”然而，张居正死后，一手扶持的万历皇帝却对他家无情地惩处，充分展现了帝王的无情与刻薄忘恩，而这种刻薄寡恩足以让大臣产生兔死狐悲之感。因此，清算张居正造成两种恶劣的政治风气：朝廷间尽是意气之争，内阁再无担当之臣。

倒张居正风潮中万历皇帝对小臣的纵容，使万历朝的政治风气越发趋于浮躁。因攻击张居正而受皇帝重用的言官如羊可立、李植、江东之等，“自负不世之节、非常之功”，动辄攻击公卿大臣。隆庆初年张居正对于言官肆意诋毁大臣的印象，如今回到了内阁大学士的脑海中。内阁大学士许国在万历十一年无奈地说：“昔之专恣在权贵，今之专恣在下僚。”懒散的最高仲裁者、缄默无为的“宰相”、放肆的小臣，共同培植了缺乏秩序感的晚明政治风气——“外人所是，庙堂必以为非；外人所非，庙堂必以为是”（王锡爵语）；“九列以上似是一班议论，一班意见；九列以下庶僚又是一班议论，一班意见”（耿定向语）。(www.xing528.com)

与言官的嚣张相对，则是内阁的缺乏担当。张居正被清算后，政治风气大变，一些人高唱君权不可旁落、辅臣不可僭越的论调。内阁大学士申时行，目睹张居正生前与死后之宠辱的反差，自然也再不敢以张居正为榜样，而是吸取张居正的教训，一方面恭敬地顺从皇帝，一方面谦逊地对待整个文官政府，做一个和事佬。这位来自富饶的苏州府长洲县的嘉靖四十一年的状元，像他的字“汝默”一样，力求清静，因此也被人批评为“首鼠两端”。实际上，就像《剑桥中国明代史》所言，内阁自张居正以后，“具有张居正这样才干的政治家在明代再也没有出现第二个，没有人具有张（居正）的早期对手高拱和徐阶的才干，或者即使像十五世纪四十和五十年代严嵩那样得力”。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也许不是“才干”，而是担当精神。曾有人以“相容”、“相才”和“相骨”来比喻内阁大学士应具备的素质，并且指出晚明内阁大学士强调“相容”，能够宽容和调济群臣，但缺乏“相才”——熟练处理政事的能力，而尤其缺乏“相骨”——担当的精神。没有担当的精神，就非但没有“格君”的能力和勇气，而且会纵容皇帝不负责任的行为。申时行在内阁首辅任上的时候就开创了两项很恶劣的先例——章奏留中和经筵讲义进呈。章奏留中，就是皇帝对于大臣们送上来的奏疏不予理睬，放在宫中，既不批示，也不发还。时人张邦纪称当时的“章疏停阁，十而七八”，有百分之七八十的章奏不会得到皇帝的批复。经筵讲义的进呈，就是皇帝不需要参加经筵和日讲，讲官们只需要把他们的讲义送至宫中就可以了，至于皇帝看还是不看，只有天知道了。这两件惯例的养成，就彻底地切断了皇帝与大臣们交流的渠道，而申时行也因此被人批评为要为神宗的“荒怠”负责。

万历的怠政在明朝是有名的。在短暂的亲政之后，就是长达二十余年的不上朝和不与大臣们见面。然而，皇帝既然是唯一的决策者，一旦皇帝长期不愿处理政事且又不轻易授权于太监或大臣，整个文官政府运转就可能陷于停顿。到十七世纪初期，由于皇帝不理朝政，官员空缺的现象非常严重。以万历三十年为例，南北两京的尚书缺了25%、侍郎缺了42%，地方上负责民政、按察的主要官员也缺得很严重。为了地方行政的维持，有时必须由一个县的知县兼任邻县的知县。这种情况从万历二十年（1592）起，一直延续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朱翊钧逝世。跟他的帝师张居正一样，他们都恰好活了五十八岁。万历后期，皇帝的怠政削弱了政府运作的效率；对福王朱常洵的偏宠则危及帝位传承的合法性，也挑战着晚明群臣的事君理念；矿监、税监的四出，激起了各地民变，也掏空了明朝统治的经济基础。这样的恶果，未始不是由万历皇帝的荒怠造成的，而他的内阁辅臣们也缺乏振作的能力，明王朝的命运沿着衰败的轨迹不可挽回地往下滑落。清修《明史》委婉地“引用”别人的话来表述修史者自己的意见：“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事实也确实如此，在万历皇帝死的前一年，明朝军队在东北的萨尔浒一地与刚刚崛起的努尔哈赤后金军队作战，几十万大军覆灭，由此拉开了明清更迭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