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张居正家被查抄，惊人财富曝光

四月初九，一道查抄张居正家的谕旨下发了。四月初九当天，刑部查抄了张居正家在京财产，得到黄金二千四百余两，白银十万七千七百余两，以及金器、银器、珍珠、玛瑙、宝石等物。对于在封建时代做了几十年官、十余年为内阁大学士的张居正来说，这点财富极为正常。于是，皇帝把希望寄托在到湖广荆州府张居正老家的查抄上。奉旨前往荆州府查抄的带队官员四人，分别是太监张诚、左给事中杨廷相、锦衣卫官员曹应魁，以及那位怀疑湖广一半的财富都进了张家的刑部右侍郎丘橓。四月二十一日，虽然钦差大臣们还没有到达荆州，但湖广地方官员已经接到旨意，随即对张府进行查封。四月二十二日，荆州府知府、江陵县知县奉湖广巡按任养心之命，将张府封门，所有张府的人员都移居旧宅。混乱之中，“男女惊骇之状，惨不忍言”，而也有一些张府的家人趁机浑水摸鱼，盗窃财物之后逃跑。《明史·张居正传》还说：“荆州守令先期录人口，锢其门，子女多遁避空室中，比门启，饿死者十余辈。”意谓封门时有人躲在房子里不出，饿死其中。这段记载应该源自王世贞的《明嘉靖以来首辅传》——“荆州守令以御史意，先期录其人口出，而子女遁避他所者不及发，已锢其门，则饿死者十余曹，皆为犬所残食。”而且，王世贞说得更残忍，还说到饿死者的尸体被野狗竞相残食。清初谈迁的《国榷》，以及历来与张居正相关的一些传记于此均笃信不疑。然而，饿死十余人的事情应该不是事实，因为几个月后关于这一说法曾引起一场风波。万历十二年七月初，神宗命文书官宋坤到内阁口传旨说：“张诚等本说缢死的止是二人，如何说饥死的十余人，着出旨查问。”大学士申时行回话说：“该臣等前日因见诸大臣疏内曾有此言，亦尝试问，云是湖广抚按承差传说。彼时大臣欲仰祈圣恩宽宥罪孽，惟知模写其可怜之状，而未及诘问，其传言之由一时轻信讹传，实无所逭罪。”可见，即便在当时，九卿大臣在一同上奏的奏疏中也将饥死十余人当成事实，而其实他们也只是听说。申时行当时给皇帝的票拟是两套方案：一是“免查究”，二是“回话”。得到的万历皇帝的御批是：“张诚等疏云本内说缢死的止是二人，前日说饥死十余人的是何衙门？着回将话来。”显然，当时万历皇帝也想真正了解：到底张府在封门时究竟是不是死了十余人？当天，工科给事中杨毓阳就向皇帝承认，自己是“为风闻所误”。况且，如果饿死十余人是事实，张敬修自杀前那份声泪俱下的《绝命书》，既然都已经谈到“移居旧宅”的事情，怎么会遗漏如此重要的、足以唤起世人同情之心而且暴露那些抄家执行者残忍的细节呢？同月，李植的奏疏中也说，自己曾“询之楚人，以为并无此事”。可见，饥死十余人的说法只是谣传，而不是事实。但是，封门时阖府上下之惨，大概是可以想见的。据沈德符说，移居旧宅时，每个人都要被搜身，“其妇女自赵太夫人而下，始出宅门时，监搜者至揣及亵衣脐腹以下”，这已全然不顾官宦人家妇孺们的尊严了。

五月初三，丘橓抵达荆州府。入城之日，他给张居正的母亲送了些米和肉，还写了一封信给张居正的儿子。信中说：“皇上此举，不忍罪旧臣之婴孺，而但姑示薄罚，以罄竭汝家之赀产。诸公子想皆震摄于圣怒之严重，或尚未知感激于圣恩之浩荡也。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楚国亡猿，须妨流祸！故曲逆裸体以得生，季伦恋财以取灭，在在古有明镜焉。倘使汝辈无立锥之地，且并一锥而亦无之，则财与祸而俱去，身与家而举安矣！幸无私一钱，以惹人言，岂怕饿死而反干天诛哉？”一句话，“无私一钱”才是要害。丘橓果然严酷，上来便是正经的威胁，要张府倾家荡产以避祸。其实，在离京前，赵锦、于慎行等人都曾致信丘橓，要他在允许的范围内对张府手下留情，适当地留给张居正的老母亲一些家产。于慎行所言颇为中肯。他认为张居正是一个“以盖世之功自豪”的人，所以“不甘为污鄙”，下三烂的敛财之举不是张居正的性格，推断“其所入又有限”。然而，丘橓似乎并无对张家手下留情之念。两天之后的五月初五，恰是农历的端午节，张居正之子张敬修、张懋修、张嗣修等被拘押，对张府财产清点正式进行，得“黄金万两、白金十余万两”。跟严嵩不一样，张居正虽然也接受别人的礼物，但只接受最亲近的一些官员的礼物，最后抄家所得的财产，亦诚如清初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所说，连严嵩的二十分之一都不到。当然，这个数字远远低于皇帝及丘橓等人的估计，他们认定要在张府至少抄出二百万两白银。于是，丘橓等人就说张府在之前已经转移财产。五月初七，丘橓等对张居正诸子用刑，要他们承认把银两转移到曾省吾、王篆、傅作舟等家，数目分别是十五万两、十万两和五万两。康熙《荆州府志》记载：“刑部侍郎丘橓等至荆，方酷暑，暴诸子烈日中，掠治惨烈，因讽以诬所不快，且旁摭荆大姓。”几位自少养尊处优的公子，被搁在太阳底下暴晒和拷打，遭到前所未有的侮辱。五月十日，不堪忍受的张居正长子张敬修萌生了死的念头。他写下了血书。在血书中，他说：“祖宗祭祀与祖母、老母粥，有诸弟在，足以承奉，吾死可决矣。而吾母素受辛苦，吾妻素亦贤淑，次室尚是稚子，俱有烈妇风，闻予之死，料不能自保。尤可痛者，吾有六岁孤儿，茕茕在抱，知亦不能存活也。”虽然萌生了一死了之的想法，但念及母妻以及六岁幼子，张敬修又不能不为留恋，其心可怜。五月十二日，张敬修再受刑，自知抵刑不过，于夜晚自缢身亡。其所遗血书最末说：“丘侍郎、任抚按，活阎王！你也有父母妻子之念，……何忍陷人如此酷烈！”张敬修一死，妻子高氏自缢，被家人解救，“一日忽就婢手夺茶匕刺其目，血流被面，左目遂枯”，以刺瞎自己一只眼睛的行为表示对丈夫的追随。张敬修的幼弟张懋修“冤愤投井，不死，不食者累日，又不死，遂脱屣一切，日抱其父奏对尺牍诸手迹，每有感触，则呜咽哭不成声”。今日读这些文字，亦觉无限凄惨，而斯时斯地张府之惨，大概万倍！(www.xing528.com)

张敬修之死，震惊朝野。作为故相张居正之子，又曾中进士，官礼部主事，张敬修既出身于官宦之家，自己也是衣冠人物，而竟至于不抵刑讯而死，是有伤“国体”的。在他死后，其绝命书也传闻朝野之间。申时行在稍后写给丘橓的信中说，查抄张居正家虽然是皇帝旨意，无可挽回，做臣下的奉命行事，应“于无可奈何之中而求有可少宽之路”，像拷讯之类的事情，落到张府家奴身上就可以了，而张府诸公子都是读书人，却受到如此刑讯，令人不忍。他还说：“昨见传来遗帖，行道之人，皆为陨涕。”就是丘橓自己也承认：“（张）敬修一死，无论庶僚，即三相九卿，无不陨涕。”因此，张敬修以他的死换来了张府的一丝生机。六月十三日，宦官张诚向皇帝汇报抄家情况的奏疏到京。万历帝下旨，将“原给诰命及特降谕札都追缴。石兽等物，并应拆牌坊，变价解京”。七月初六日，宦官张诚另一道题本到京，汇报落实五月二十八日拨付“空宅一所、田十顷”的情况，万历皇帝再下旨：“家产既抄，眷属准保放。”但是，皇帝不忘又加了一句：“曾省吾等受寄银两，其查审追解以闻。”之后，抄家事继续进行，除了向张嗣修等人继续追查那些被家奴们盗窃走的财物外，就是进一步向湖广当地与张居正家有关联的士绅进行“追赃”。到九月二十七日抄家事最终了结之时，共从曾省吾、王篆、傅作舟三家追得白银十二万二千两，从王极、唐应运等人处追得十三万五千两，合计二十五万七千两。这很难说是“赃款”，更多是在强大专制压力下破家以偿。然而，一时之间，荆湖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