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当上首辅不久，友人吴旺湖议论说：“吾辈谓张公柄用，当行帝王之道。今观其议论，不过富国强兵而已，殊使人失望。”张居正听后笑了笑，说：“旺湖过誉我矣，吾安能使国富兵强哉！”富国强兵对张居正来说，并不是道学家们眼中的见利忘义之举，而是张居正终身为之奋斗的目标。“边备未修”，是《论时政疏》中所指出的朝廷五大病之一，“饬武备”也是张居正《陈六事疏》中六事之一。因此，对张居正来说，强兵之事可谓耿耿于怀。张居正对于北部边防的经营，在隆庆年间任次辅时就已经着手。隆庆五年，明廷与蒙古俺答汗的议和，促成俺答“封贡”，就是他与高拱一手策划的。在此之后，明朝西北疆的形势得到了很大的缓和。但是，辽蓟之间的边防形势依然严峻。张居正在写给边疆将领的信中说：“今全虏之祸，咸中于辽。”为此，张居正制定“西怀东制”的战略，即对俺答汗采取抚的手段，而对辽东的土蛮等部实行打压。谭纶、戚继光等名将隆庆年间相继调到北方，而张居正一直与他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和频繁的书信往来。军事的准备和训练工作，在万历初的十年间有条不紊。戚继光在蓟镇前线修筑敌台，两千里的分界线上筑敌台一千二百座，每台高五丈，分三层，各驻兵百人，储铠甲糗粮，平时眺望观瞻，战时应援，灵活便捷。《明史》称戚继光“在蓟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在张居正的支持下，驻守蓟镇的戚继光所募集并训练的军队堪称模范，蓟镇“军容遂为诸边冠”。二十年后，戚家军在援朝抗倭战争中还起到关键的作用。由此可见张居正、戚继光整饬军务之成效。更往北的辽阳一带，张居正则倚重李成梁加以镇守。李成梁在隆庆年间屡立战功，封宁远伯，辽东的土蛮、建州诸部，“心轻中国”而“独惮李氏”。张居正对李成梁一方面优容，鼓励他为国效力，另一方面对李氏的骄恣小加惩戒，挫折其虚报军情、杀降冒功及贪贿等劣行。
当然，正如《剑桥中国明代史》所指出的那样，张居正也并不能将戚家军的招募方法和训练方法扩大到其他军镇，因为他“没有能力摆脱王朝统治方式的模式”，“改革帝国官僚政治的努力不可能系统化”。这是自然的。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他的时代，张居正也不可能摆脱他生长和身处的社会环境、制度环境。他所能做的，只是在他所处的环境中创造出最好的政治、经济效果。还记得在万历初年，张居正给朋友写信，说他在读佛教的《华严经》时忽然有感悟，于是发一宏愿，称“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于自身求利益”。这样的献身精神，造就了后来“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的张居正。他的努力让大明王朝在万历朝的前十年发出“耀眼的暮光”，但是他的“拙于谋身”也造成了他死后立即被清算。(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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