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改革：考成法与政治改观

还记得张居正二十五岁时写的《论时政疏》吗？那里有他年轻时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宗室骄恣”“庶官瘝旷”“吏治因循”“边备未修”“财用大匮”，朝野间五种疾病之中，有两种都指向吏治。《陈六事疏》中的六事，“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也都是针对吏治而发。因此，在获得中枢权力之后，张居正首先要做的就是整顿吏治，目标十二个字——“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即尊重皇帝权威，官吏恪尽职守，赏罚严明，号令统一。然而，如何才能让因循惯了的官吏们恪尽职守呢？万历元年，针对官场不求实效、敷衍了事的积弊，张居正开始实施“考成法”。为保证各衙门处理政务时严格遵守公文事先设定的处理程限，张居正建立起一套随事考成的制度，即要求各衙门将逐日章奏登记，分别将其内容及处理期限登记在两份文册上，一份送到六科，一份送到内阁，实行一件，注销一件，然后每年每月按事情的完成程度加以考察。稽查的原则是，内阁稽查六科，六科稽查六部和都察院，部、院则稽查各省的巡抚、巡按，各省抚、按考察地方官员。在这几个环节中，位于中央的六科和各省巡抚、巡按都很重要。六科设于午门外的东、西朝房，章奏必经其手，其设官给事中官秩仅为七品，但负责稽查驳正六部之违误，并有建言、进谏之责，位低权重，向来也有稽查之责。以内阁稽查六科，则是张居正的创举。如此一来，大权全部集中到了内阁，而各级官吏对中央政令不敢敷衍塞责，吏治因而得到很大改观。六部在处理行政事务时，都很注意设立期限。例如，兵部在批复大同总督王崇古修理边墙的禀文中，就专门规定了边境地区每一段城墙筑成的时间：五年之内，修好大同沿边墙垣；三年之内，修筑好浑源右卫工程；两年之内，保证广灵、威远等墩堡的交付使用；如果到期限完不成任务，就要对王崇古按考成法黜斥记过。这种对行政事务限以时日完成的做法，对于矫正晚明官场拖沓的作风无疑是极有意义的。

整顿吏治之余，是整顿士风。《陈六事疏》中的省议论，多半是就士大夫偏好无端的议论而发。在张居正生活的嘉、隆、万年代，正是王阳明倡导的讲学之风最流行的时间段，甚至像徐阶、李春芳这类高级官员都在京城倡行讲会，聚集学人讲求心性之学。张居正早年也曾经一度迷恋过心性之学，与讲学人士如耿定向、罗汝芳等人也有密切的往来。隆庆初年他初入阁时，似乎还保持着一种理学家惯有的谨小慎微，主张行事不留形迹，心不为物累。隆庆元年，张居正在写给耿定向的信中说：“骤冒非分，日夕惶惶，罔知修措，思所以酬主因而慰知己者，惟虚平此心，不敢向人间作好恶耳。至于转旋之机，未免有迹，非心是之判。”“虚平此心，不敢向人间作好恶”“转旋之机，未免有迹”等语，都表明斯时的张居正还迷恋于心学思想家所倡导的那种心灵上的清高与不着痕迹。然而，隆庆二年，入阁两年的张居正便已按捺不住，其《陈六事疏》开始针砭当时的政治风气，对士习人情之“浮议”多有不满。《陈六事疏》起到了一些效果。他不久后说：“近来士习人情、纪纲法度似觉稍异于昔，实自小疏发之，然忌我者，亦自此始矣。”这是张居正第一次出头挑战他所认为的士人陋习，但因此也招来一些士人的反感。(www.xing528.com)

在驱逐高拱独自柄政后，张居正的思想进一步发生变化，因政见的不同，尤其是一些讲学者自矜而不愿为张居正所用，张居正遂与讲学者越行越远，“待士倨”。显然，作为一个实干的政治家，他对于没有实际经世效果的空谈十分反感，认为他们浮薄而不切实际。到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的父亲去世，围绕张居正应不应该“夺情视事”产生的政治风波中，讲学者大部分是从道德的角度强调张居正应该回乡守制的，从而引起了张居正的愤怒。耿定向在万历七年（1579）写给友人刘应峰的信中说：“昔年相君（指张居正）遭丧，二三士绅倡议相君以宜少□，少而谗者因乘间谮言：倡此议者尽是讲学之党。相君稍稍蓄疑，而谗者益构之，以此，相君意谓：吾方欲振饬纪纲，而讲学者见以为申、韩操切；吾方欲致主安富，而讲学者见以为管、商富强；吾方忘家以殉社稷，而讲学者又见以为贪位遗亲。是今之讲学，皆迂伪取名，即昔之横议乱天下者也。”至此，张居正与谈心论性的讲学之风完全决裂。他甚至嘲笑讲学是“蛤蟆禅”，即像蛤蟆一样呱呱地高唱着一些谁也听不懂的话。万历七年，他下令在全国范围内禁毁书院，严禁士人结会聚讲。一时间，王阳明的门人们讲学的著名书院，如杭州的天真书院，江西安福的复古书院、复真书院，都在禁毁之列。那位像游侠一样的讲学者何心隐，也在湖广巡抚王之垣的策划下被杖杀，其目的是要向张居正献媚。反讲学的倾向也间接影响到官学体系，因为正是全地的生员们才是讲学的主要参与者。也是从这一年起，张居正开始严格控制各个府、州、县的生员名额。从张居正来看，士人是官僚的预备军，整治士风就是从根本上改善吏治。然而，从一个普通读书人的角度看，限制生员的名额就是堵住了一个读书人的晋身之阶，“士心大拂”也就不难想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