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感觉不对了：张居正的明朝内阁

隆庆六年（1572）六月十六日早朝，一场针对高拱的“政变”发生了，距离隆庆皇帝五月二十六日驾崩不过二十天。“政变”的策划者与直接获益者就是张居正。清晨，太监捧出一道圣旨，称：“张老先生接旨！”相信只此一语，已让高拱感觉气氛不对了：自己才是首辅内阁大学士，该是“高老先生接旨”才对啊。老皇帝刚死，年仅十岁的小皇帝刚刚在六月十日即位，高拱相信一切应该均在自己的掌握之中。然而，圣旨下颁，怎么会突然找上次辅张居正而不是自己呢？紧接着，太监宣读圣旨：“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着回籍闲住，不许停留。”刹那间，高拱面如死灰，汗下如雨，浑身瘫软，伏地不起。第二天，高拱便坐着一辆骡车离开了京城。当然，如果高拱更敏感一些的话，他应该知道，“政变”其实在隆庆皇帝死后不久已经发生。隆庆皇帝五月二十六日卯时（5—7点）驾崩，巳时（9—11点）宫中传出诏书，“斥司礼监孟冲，而以（冯）保代之”。冯保在嘉靖年间就已经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提督东厂，相当于太监里的第二号人物。但当司礼监第一号人物秉笔太监有空缺时，高拱先是举荐陈洪，然后又举荐孟冲，冯保在千年老二的位置上憋了太久。但是，显然冯保取得了皇太子朱翊钧及其生母李贵妃的信任，因此高拱押在孟冲身上的宝输了，而冯保和张居正两位二把手却联手起来。高拱在内阁中口无遮拦地说：“十岁孩儿安能决事？”这话经张居正传给冯保，就变成“十岁孩子安能治天下”。这无疑极深地刺激了处在皇位之上的孤儿寡母敏感的神经。于是，高拱的政治生涯就此终结。总之，高拱的时代结束了，张居正的时代真正开启了。高拱走了，张居正接任内阁首辅大学士。从隆庆六年六月起到万历十年六月整整十年间，张居正牢牢控制着内阁和朝政。

在这期间，先后被张居正引入阁中的其他辅臣，有吕调阳、张四维、马自强、申时行等人。吕调阳（1516—1580）是位忠厚老实人，据称能与张居正“同心体国”，而入相六年，《明史》竟无传，其平庸可知。张四维（1526—1585）具有见机行事的商人性格，其父亲为山西商人，家里有钱，所以在万历初年“岁时馈问居正不绝”，给张居正送了不少礼，在万历三年（1575）入阁。入阁之后，张四维“谨事”张居正。马自强（1513—1578）是万历小皇帝出阁讲学时的讲官，在“夺情”一事上曾要求张居正应恪守礼制，回老家丁忧守制，因此从来没入阁的奢望，但意外得到张居正推荐，与申时行一同入阁，倒塑造了张居正不计个人恩怨选拔人才的形象。申时行（1535—1614），“以文字受知张居正，蕴藉不立崖异”，是个儒雅君子，张居正“安之”，对他没有防范的必要。可见，张居正引进的内阁成员，都是资历比他浅的人。补充马自强、申时行进内阁，更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增加内阁的员数，以免自己回乡葬父的时候，资历深的高拱、殷士儋等人乘虚而入。内阁中唯一或者对张居正敢于提不同意见者如马自强，不过于万历六年三月入阁，十月去世，而其在阁时，“小事张四维代拟旨，大事则驰报居正于江陵”，马自强也不过是“守位而已”，影响微乎其微。这固然受到十六世纪初以来内阁首辅大学士权重凌驾于其他阁臣之上的惯例的影响，但张居正个人的威望、能力，以及其受太后及小皇帝的无与伦比的信任也是重要原因。因此，万历一朝最初十年的内阁，就是张居正的内阁。(www.xing528.com)

万历皇帝年幼，凡事都要受他的母亲李太后和太监冯保的约束，他们要求其凡事听从张居正的计议。明朝自太祖以来，对后妃干政严格防范，“后妃虽母仪天下，不可俾预政事”，所以从未有后妃临朝听政的先例。当初正统皇帝朱祁镇在宣德十年以九岁幼龄即位，大臣请皇帝的祖母太皇太后张氏“垂帘听政”，而张太后说：“毋坏祖宗法。”此后正统朝前期的政治决策多依靠内阁的“三杨”——杨士奇、杨荣与杨溥，也间接强化了内阁作为辅政机构的作用。万历皇帝生母李太后是漷县（今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人，隆庆年间为贵妃，万历帝即位后进徽号“慈圣皇太后”。她对皇帝管教非常严厉。如果皇帝不读书或胡作非为，她不仅要罚他长跪，有时还威胁让他的弟弟潞王来取代他。这样的时间持续了六年之久。到万历六年（1578），十六岁的皇帝大婚后，李太后从乾清宫搬到了慈宁宫，但把看护皇帝的任务交给了张居正，敕张居正云：“吾不能视皇帝朝夕，先生亲受先帝付托，其朝夕纳诲，终先帝凭几之谊。”意思是说，我不能再像以前一样早晚看护皇帝，但求先生时常劝谏，以尽先帝临终托付之意，其始终信任之意溢于言表。所以，《明史》对李太后的评价还是比较高的：“万历初政，委任张居正，综核名实，几于富强，后之力居多。”可见，李太后在万历初年的主要贡献是知人善任，把朝政托付于张居正。皇帝身边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在明朝的专治体制下，凡事都要由皇帝决策。但是，皇帝精力有限，其批阅章奏的任务其实主要由内阁协助他完成——皇帝收到章奏后发内阁，内阁阅后在一张小票上写下供皇帝参考的处理意见，贴在原疏之上，进呈宫中，皇帝再据内阁“票拟”进行批红。一传一递之间，都是由司礼监之下的内书房宦官们来完成的，且皇帝往往并不一定自己批红，而是授权司礼监太监代为批红。这样，皇帝处理公文时实际上有内阁、司礼监两个秘书班子，而万历初年内阁的张居正与司礼监的冯保是政治上的盟友。正是借助着这样稳定的“李太后—冯保—张居正”宫府一体的铁三角权力结构，以皇帝的名义，张居正开始对整个国家按他的理想进行改革。因此，不但内阁，整个万历初十年的朝政，也由张居正掌舵。张居正曾对此毫不掩饰地说，我不是辅政，而是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