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内阁陷落，张居正的隐忍与等候

高拱走了，张居正却继续升迁。隆庆二年（1568）正月，朝廷为张居正加衔，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少保是从一品。由从五品的翰林侍讲学士，到从一品的少保兼太子少保，时间仅一年多，《明史》称“去学士五品仅岁余”，张居正可谓青云直上。

赶走高拱、郭朴之后，徐阶的执政也没有延续太久。尽管隆庆皇帝不喜欢理朝政，但老资格的徐阶此后的多次抗旨，却让皇帝心生厌烦。隆庆元年八月，皇帝想去天寿山秋祭，其实是想找个借口到宫外走动走动，徐阶却说皇帝不能轻出，因为天寿山后的黄花镇外就是蒙古人活动的地域，很不太平，惹得皇帝骂他“违旨烦言”。隆庆二年正月，皇帝想让成国公朱希忠代行春祭太庙之礼，又遭到徐阶的反对，说皇帝应该亲祭太庙，以示隆重。隆庆二年三月，皇帝想巡幸南海子，到邻近的皇家花园里散散心，又遭徐阶反对。于是，隆庆二年七月，当有人弹劾徐阶时，皇帝借徐阶本人避嫌而上疏乞休的机会，同意他退休，干干脆脆地把徐阶送回了松江老家。

这件事背后，据明代史学家王世贞说，张居正起了一定的作用，因为张居正也“不欲（徐）阶久居上，且与高拱有宿约”，于是私下里通报皇帝身边的太监李芳说，徐阶如果不想再任首辅，就答应他。张居正与高拱昔日是否有约定，张居正又是否曾派人向李芳密报，都是难以考实之事。不过，就张居正要获得更大的权力而言，首辅徐阶已经是一个障碍了，清除一个，便扫荡一个。因此，徐阶走后，接任首辅的李春芳又何尝不是张居正要扫荡的对象。据称，徐阶走时，李春芳感叹说：“徐公尚不任调停，我何以胜之，旦夕唯有归耳！”张居正在旁，冷冷地说：“如此，庶几成一名。”意思是说，既然知道自己能力不堪胜任，早点引退，还能保全自己的声誉。如此赤裸裸地挑战首辅李春芳的权威，视李春芳“蔑如也”，张居正的倨傲可见一斑。而且，徐阶在隆庆二年七月离开内阁，八月，张居正便向皇帝进呈了其全面改革的政纲性奏章《陈六事疏》，其急于用事之迫切也跃然纸上。但是，机会显然还没到完全成熟的时候。

隆庆二年七月之后的内阁，只剩下李春芳、陈以勤、张居正三人。次年八月，内阁来了一个新人：赵贞吉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赵贞吉（1508—1576），字孟静，号大洲，四川内江人，嘉靖十四年进士，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既崇尚王阳明的良知学，又讲求佛学。他早年因反对朝廷允许蒙古俺答汗通贡的要求，挨了廷杖，贬到外地任官。隆庆皇帝即位以后，赵贞吉以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掌国子监祭酒，兼任日讲官。也许是因为给皇帝讲课，赵贞吉受到了器重，因而入阁。虽然赵贞吉入阁时间短，排序在张居正之后，但是他的年龄和任官的资历都比张居正长，入阁的时候已经六十一岁了。而且，嘉靖二十六年张居正参加礼部会试考进士时，赵贞吉正好是那一科的同考官，虽然未必阅过张居正的试卷，辈分上却可以说是张居正的老师。而且，赵贞吉其人“学博才高”“好刚使气”，对于当朝的九卿大臣从不礼貌，张口就叫别人的姓名。所以，对于张居正，赵贞吉更自负儒宿长者，丝毫谈不上客气，每次都直接叫张居正的名字，呼为“居正张子”。谈话间，赵贞吉也常轻视张居正，总说：“非尔少年所解！”有时谈起妙理玄禅，赵贞吉便嘲笑张居正：“妙理哪有这么容易谈的，你只知道韩愈、柳宗元的文章罢了。”首辅李春芳性格宽和，不愿揽事，而赵贞吉却很嚣张。张居正城府深，不愿与赵贞吉撕破脸直接剧斗，就选择了另外一条路，那就是把同样脾气暴躁的高拱请回来，让他收拾赵贞吉。更何况，隆庆皇帝在高拱去后，“思公不置”，想念高拱。于是，在张居正与司礼监太监李芳的运作下，隆庆三年（1569）十二月，高拱回来了。再度入阁的高拱，虽然位居李春芳下，但“兼掌吏部事”，不仅有辅政权，还有实际的行政和人事权。张居正这样做的目的有二，一则“扼（赵）贞吉”，一是“夺（李）春芳政”，而他本人或者也从中第一次尝到与内廷宦官们合作所带来的便捷。作为反击，赵贞吉请求让自己兼掌都察院。很快，在与高拱的斗争中，赵贞吉败下阵来，在一次考察科道官员中皇帝支持高拱，而令赵贞吉致仕，时在隆庆四年（1570）十一月。隆庆五年（1571）五月，李春芳也致仕了，高拱代为首辅。同年十一月，先一年入阁的殷士儋因不能忍受高拱极度傲慢的性格，也致仕了。(www.xing528.com)

张居正却忍下来了。他能忍受严嵩，能追随徐阶，也就能与高拱共事。与历任首辅都能友好地相处，这是张居正城府深处。《明史·高拱传》云：“拱性直而傲，同官殷士儋辈不能堪，居正独退然下之，拱不之察也。”曾同在裕王府做过讲官的张居正大概深知，隆庆皇帝对于高拱的私人感情，远不是与徐阶、李春芳等人的正式的君臣关系可比。与张居正结纳的内廷太监李芳，与高拱也有师生之谊。因此，若想效仿徐阶驱逐高拱，不仅难度大，而且可能再落得徐阶、赵贞吉那样的下场。张居正还可以再等，毕竟自己小高拱十二岁。况且，张居正在任国子监司业时，与当时的国子监祭酒高拱曾结下很深的友谊，两人“极友善”，“欢相得，不啻兄弟”。因此，张居正在面对最受皇帝宠信的高拱时，深明谦抑退让的道理，所以没有被高拱视为政治上的对手，相反还被视为政治上的得力助手。在俺答封贡等重大政治问题上，张居正与高拱都有共同的立场。两人唯一的矛盾，便是在对徐阶诸子横行乡里问题的处理上。再度入阁的高拱要追查徐阶的三个儿子鱼肉乡里之罪，派前任松江府知府蔡国熙出任苏松兵备副使，穷治徐府子弟不法事，徐阶的长子徐璠、次子徐琨被充军戍边，少子徐曹被削籍为民，而且田产被没官，门庐被焚毁，“所以扼（徐）阶者无不至”。无奈之下，徐阶写信给高拱请求宽释，词极哀婉。张居正自然怀念徐阶的恩情，屡屡向高拱为徐阶说情，两人之间的关系因而也就开始破裂。清初史学家全祖望说张居正为报徐阶之恩，故“护华亭（即徐阶）者甚至，卒之倾新郑（指高拱）而攘其位”，说张居正之驱高拱，起因是为保护徐阶。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决裂大概是自此始的。

当然，张居正应该还有自己的政治规划。二十五岁的《论时政疏》，四十四岁的《陈六事疏》，尽管都彰显了张居正的政治洞察力与任事魄力，但哪一份奏疏得到了重视？哪一件政事又实现了呢？不在其位，难以谋其政。宏大的政治抱负，没有首辅大学士的位置，终是难以施展。所幸，从次辅到首辅，张居正只剩一步之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