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皇帝病情加重，探明遗诏真相

嘉靖四十五年十一月，享国四十五年的嘉靖皇帝在北京西苑病笃。十二月，皇帝病情加重。皇帝弥留之际，朝中却无太子。适合继位的皇子裕王朱载垕，由于嘉靖帝迷信道士陶仲文“二龙不相见”的谶语，基本上无法接触到皇帝。在西苑能够与皇帝接触并掌握最新信息的大臣，只有内阁首辅大学士徐阶一人。因此，徐阶（1503—1583）便开始着手为皇帝筹备后事。

十二月十四日，嘉靖皇帝被众人从西苑抬到紫禁城之内的乾清宫中，至午时龙驭宾天。皇帝驾崩，向来有遗诏。当然，遗诏有时未必真的是老皇帝的遗言，更多的情况是身边的人代皇帝起草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承先启后的时间段里，身负重望的大臣常常能趁机把前朝的一些弊政，用遗诏的名义进行总清算。例如，正德皇帝在正德十六年驾崩，第二天内阁首辅大学士杨廷和就拿着拟好的遗诏，呈请太后批准，通过遗诏命令边军从京城返回边镇，从边镇召回镇守太监，遣返僧侣。所有这些条款虽然都是写在正德皇帝的遗诏之中，但其实却是杨廷和的主意。

入阁已经十五年的徐阶，政事纯熟，对于时弊的认识也很深刻，他正好可以借此机会一展拳脚。他连夜提取了先朝各位皇帝的遗诏进行参阅，准备拟写遗诏。他不敢轻易把这件事情透露给别人，不告诉的原因大概有两点：皇帝哪怕还有一口气就不能提遗诏的事，除了因为不吉利，还因为迷信道教而想长生不死的嘉靖皇帝对死之一事极其忌讳。这是有先例的。前一年的嘉靖四十四年（1565），皇帝也曾病重。太医徐伟遵诏前往医治。嘉靖皇帝坐在小床上，龙衣拖在地上。徐伟怕踩着龙袍，远远地站住，不往前走。嘉靖皇帝非常奇怪。徐伟说：“皇上龙袍在地上，臣不敢进。”诊视完毕后，嘉靖皇帝给阁臣们下了一道手诏，说：“徐伟刚才说‘地上’，最能体现他的忠爱之情。地上，人也；地下，鬼也。”徐伟听内阁大臣一说，吓得一身冷汗。刚才若是无意中说“龙袍在地下”，恐怕自己早已先变作鬼了。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徐阶岂能不知道皇帝的忌讳。之前十一月二十五日，外面就已经谣传嘉靖皇帝驾崩，另一位大学士高拱将此谣言传给裕王府内官李芳，李芳便派人问徐阶。徐阶大惊：“圣躬无恙，何得有此妄言？”他警告李芳等人不得妄动。可见，皇帝之死，不但是极为不祥之事，不到真正的龙驾宾天断不可以讹传讹，而且皇帝是国家政治的根本，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事先拟写遗诏草稿的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王世贞记载说：“（徐阶）夜饮泣，具遗诏草，恐泄之，不敢以语同列。”徐阶谁也没告诉，唯一就遗诏问题有过商量的人就是张居正。

徐阶甩开了其他内阁成员，包括一直与他配合默契的恭静简默的大学士李春芳，以及与他略有嫌隙的大学士郭朴、高拱，而与刚刚过了不惑之年的张居正商议。这充分地体现了徐阶对张居正的看重。当时，张居正官任从五品翰林院侍讲学士，掌翰林院。《明史》载：“（徐）阶代嵩首辅，倾心委居正。世宗崩，阶草遗诏，引与共谋。”

徐阶看好张居正，自然是因为两人之间有比较深的渊源。张居正刚考中进士时，入翰林院为庶吉士进行学习，当时的教官就是徐阶。而且，徐阶对张居正的看重，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嘉靖二十八年，翰林院庶吉士们结束学习，散馆授职。二十五岁的张居正被授官翰林院编修。时任礼部尚书的徐阶看到张居正为人“沉毅渊重，所为文虽旁列子史百家者言，而其学一本之躬行，根极理道，以此独深相期许”，对他说：“张君他日，即荩臣重国矣！”这可见，徐阶已对张居正寄予了深切的厚望。而且，张居正的性格与才能，也决定了他可以为徐阶所倚重。《楚宝》之《张居正传》中云：“（张居正）性谨严敏决，博闻强识，尤练习本朝故实。”《明史纪事本末》说：“（张）居正性深沉，机警多智数，为史官时，尝潜求国家典故及时务之切要者剖晰之，遇人多所咨询。”况且，翰林院是清望之地，明代内阁大学士多出自翰林院，故而翰林院的官员有“储相”之称。像张居正这样的人物，“官翰苑日，即已志在公辅，户口厄塞，山川形势，人民强弱，一一条列”，很留意时事。张居正还曾经熟读《大明会典》。据说嘉靖帝驾崩，由于四十多年没有举行过这样的皇帝的丧事，懂得这些礼仪的人都不多。可见，熟悉礼仪典章制度，正是大变故时期所特别需要的，而张居正是这样一个熟悉朝章典故的人物。就这样，六十四岁的徐阶和四十二岁的张居正在一个微妙的时期共同决定了明朝的政治走向。

这样的信任，让张居正感佩终身。多年以后，他在写给徐阶的信中还说：“丙寅（1566）之事，老师手扶日月，照临寰宇，沉几密谋，相与图议于帷幄者，不肖一人而已。既而获被末光，滥蒙援拔。不肖亦自以为不世之遇，日夜思所以报主恩、酬知己者。”对张居正来说，徐阶既是知己，也是伯乐，而对于徐阶来说，让张居正参与拟写遗诏以及次年援引张居正入阁，实际上是为自己身后留下了一个政治继承人。这种托付之意，不仅徐阶、张居正二人神通意会，跟他俩熟悉的朋友耿定向也看得清清楚楚。隆庆元年，耿定向就在写给徐阶的信中说：“某尝念门下士无虑千数，乃阁下独属意江陵张君，重相托付，诚为天下得人矣！”(www.xing528.com)

当然，很难说张居正能多大程度地影响到遗诏的内容。遗诏所要处理的事情，都是嘉靖末年很具体、很现实的事情，如停止道教的斋醮活动，停止大兴土木工程，停止珠宝与丝织品的采办，起用嘉靖朝中因大礼议和李福达狱而被贬谪的官员。张居正的政治抱负应该远不止于这些具体事务的拨乱反正。他在二十五岁时的《论时政疏》所提出的朝廷的五大病——宗室骄恣、庶官瘝旷、吏治因循、边备未修、财用大匮，都是根本性的大病痛，也不可能是一道诏书就可以解决的。但参与遗诏的草拟，对于张居正而言是一个重大转折。它至少在心理层面上给了张居正强烈的暗示。

在此之前，张居正的仕宦生活是那么地波澜不惊，那么地平淡无奇。二十五岁那年那次勇敢地讨论时政的上疏如泥牛入海，没有消息。之后，对素有政治抱负的张居正来说，翰林院中闲散的生活并不能让他满意。嘉靖三十三年（1554），张居正上疏乞归，次年还乡，“卜筑小湖山中，课家童，锸土编茅，筑一室，仅三五椽，种竹半亩，养一癯鹤，终日闭关不启……翛然无当世意”，过着隐士般的生活。他曾自述说：“甲寅，不肖以病乞归，前后山居者六年，有终焉之志。”他的《七贤咏》大概也是在此时写下的。在《七贤咏序》中，他这么写道：“余读《晋史·七贤传》，慨然想见其为人。常叹以为微妙之士，贵乎自我，履素之轨，无取同涂。故有谤盈一世，而独行者不以为悔；沉机晦于千载，而孤尚者不以为闷。”这段序文说明，张居正所仰慕竹林七贤的是那种不顾世间毁誉而极度自我、特立独行的境界。“无取同涂（途）”，表明张居正不愿意做一个世俗的、没有原则的人。他羡慕竹林七贤，不是他们的遁世不闻，而是他们如空谷幽兰那样的风节。极度自我的同时，他仰慕西汉汲黯的气节，也仰慕西汉张良、唐代李泌的勋业。他的儿子张懋修说他“居常慕子房（张良）、邺侯（李泌），……风节棱棱，似汲长孺（汲黯）”。因此，他究竟不能忘世。居乡的几年，相当于闭关，使他“神气日益壮，遂下帷，益博极载籍，贯穿百氏，究心当世之务”。所以，那几年的时光于张居正而言既是休息，也是蓄力。

嘉靖三十九年（1560），张居正回到北京，以右春坊右中允管国子监司业事。由于时任首辅大学士的严嵩“亦器居正”，加以次辅徐阶已非一日的器重，他的宦途开始进入快车道。嘉靖四十二年（1563），张居正以右春坊右谕德的身份担任裕王府讲官。裕王即后来即位的隆庆皇帝朱载垕。在明代中晚期从翰林院出来的内阁大学士中，大部分人都得经过先为太子讲官的一个步骤。可见，出任裕邸讲官，也是徐阶为张居正铺下的一块基石。但是，可以说，在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之前，张居正一直蛰伏着。他教书育人，编写《承天大志》，却很少接触实际的行政事务。

徐阶让张居正参与遗诏的起草，无疑明白地告诉他：是时候走向前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