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政权巩固之路：严嵩的权力斗争与清洗异己

权奸的手段，就是欺上罔下。严嵩对皇帝一味讨好，而对政敌则严加打击。自任礼部尚书以来，严嵩不断遭遇挑战。嘉靖十七年严嵩让兴献帝称宗入庙的把戏，也让一些正直的官员不满。于是，嘉靖十八年京察之年，言官薛廷宠等攻击严嵩，指责他是一个奸佞小人。嘉靖二十年，郭勋案起，言官戚贤等又纷纷攻击严嵩“党附郭勋”。面对这样的攻击，严嵩的辩护很有政治艺术。他不是直面那些攻击为自己辩护，而是向皇帝乞怜，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可怜的代皇帝受过的人。他声称自己所做的事情都是承皇帝旨意，而攻击他的人党同伐异，目的是要孤立皇帝，所以要清除任何对皇帝完全忠心的人。

严嵩深知，皇权体制之下，皇帝宠信是权力的唯一来源，而与道德和能力无关。正因为此，一方面是不停的攻击，一方面却是皇帝宠信下不断地加官晋爵，直至入阁，而那些攻击他的人则陆续被他借故罢官除名。入阁之初，南京吏科给事中王烨上疏弹劾严嵩父子“贪污赃贿播闻，不当处以具瞻之地”。严嵩恨王烨入骨，嘉靖二十四年考察官员时命人带话给参与考察的吏部郎中薛应旂，要他罢黜王烨，作为回报将对薛应旂“不次殊擢”。薛应旂不同意，严嵩便在考察结束后票拟将薛应旂降调，不过没有成功。严嵩专权，引得群臣侧目，便也有不怕死的人来指斥他。广东南海人何维柏“疏论嵩罪，至比之李林甫、卢杞”，被逮至京，“杖濒死，下狱”，而办案法司“承嵩风旨，逼供诸科臣同党，酷掠不变，免归”。嘉靖三十一年（1552），湖广京山人王宗茂冒死上疏弹劾严嵩八大罪状，疏上后却被通政使赵文华扣留数日，以便让严嵩准备应付的时间。后来王宗茂被责以“诬诋辅臣”，降为平阳县丞，他的父亲广东布政使王桥也被严嵩借故罢官。嘉靖三十二年（1553），兵部车驾司员外郎杨继盛弹劾严嵩十罪、五奸。疏中有“皇上或问二王，令其面陈嵩恶”的话，意思是说皇帝不信的话可以问居于宫外的皇三子裕王和皇四子景王，他们能知道严嵩之恶。严嵩以此为理由，说杨继盛“以二王为词”，动机叵测，挑起皇帝的猜忌之心。最后，杨继盛被廷杖，投入死牢，被严嵩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将名字窜入张经案中处死。

严嵩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一方面消除敌对势力的威胁，一方面在朝廷中安插亲信。为此，严嵩不断侵夺六部职权。作为六部之首的吏部尚书，完全无法与严嵩抗衡。闻渊任吏部尚书时，严嵩甚至“数以小故夺（闻）渊俸”。另外一名吏部尚书李默，博雅有才，刚正不阿，常常被命入直西苑，渐有入阁之势，引起了严嵩嫉恨。严嵩便命心腹赵文华找到李默主持会试时策论出题谈汉武帝、唐宪宗“以英睿兴盛业，晚节乃为任用非人所败”的话，挑唆说李默影射皇帝与当下。这果然激怒了嘉靖帝，最后李默被问了斩刑，瘐死狱中。李默死后，严嵩以大学士李本兼掌吏部，利用京察的机会大肆清洗异己，使严氏私党均位列上等，予以升迁。严嵩势力最盛时，文武官员的选拔都必须是得到严嵩的同意才有可能。吏部文选司的郎中万寀、兵部职方司郎中方祥，被人称为严嵩的“文武管家”。拥有相当大的人事权之后，严嵩的权力也达到巅峰。当然，必须承认严嵩所赏识的人之中，也有不少能臣。他主政的二十年里也发现和起用了一些人才，如著名的学者官僚唐龙。但是，他确实过多地集中权力，而且将权力转化为自己的牟利工具，使嘉靖朝的官场浊败不堪。(www.xing528.com)

严嵩在明代以贪贿闻名。早在礼部尚书任上，严嵩已经受到多桩腐败的指控。嘉靖十六年（1537），四夷馆招收120名译字生，报名者却多达千余人。京城内外的官僚富商纷纷向主考官严嵩行贿，“通贿无算”，因此被御史桑乔等人弹劾。严嵩辩解说不少被录取的富商子弟其实是“分托阁、部两处”，或者“当轴大臣央托”。朱厚熜对贪贿并不在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只要臣下顺从就好。嘉靖二十年，御史谢瑜弹劾严嵩处理宗藩事务时向王府索取贿赂，查核下来实有其事，皇帝仍然没有处理严嵩。有贪腐痕迹的严嵩非但没有被追责，反而带病被提拔，一路进入内阁，而桑乔却被严嵩打击报复，廷杖后发配到九江，在戍所一住就是二十六年直到死。一桩小事足以影射一个时代。这就是一个贪腐可以不被追责而检举者却可能遭遇不测的时代。一个人始终会受到一时风气之渲染的，无论社会风气还是官场风气。严嵩也是那个时候社会风气与政治风气中的产物，不过，严嵩更是风气的败坏者。王世贞说，严嵩做礼部尚书时已积资巨万。做了内阁大学士，严嵩之门“鬻爵如市”。京师民谣暗指严嵩贪腐，有“臊子在门前，宰相还要钱”之谚。据田艺衡《留青日札》和不知著人是谁的《天水冰山录》，严嵩家产被抄时净金超过1.3万两，净银超过200万两，金器、银器、珠宝玉器、古玩书画不计其数，以及大量的土地房产。在明代被抄家的权贵中，严嵩与宦官王振、刘瑾、冯保以及正德年间的佞幸江彬、钱宁的家资排在前六名。这些钱对于严嵩而言又有什么意义呢？天水冰山，涣然瓦解，良足可叹！

不过，严嵩虽然专权近二十年，但这种权力从来都不是真实的。换言之，嘉靖帝从来没有完全放权于严嵩。嘉靖二十四年，皇帝重新召回夏言任内阁首辅，曾使严嵩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那时间，因为儿子严世蕃违法之事，严嵩携着儿子来到夏言府上，跪在夏言床边求情。清修《明史》清楚地指出，嘉靖帝有时察觉严嵩的骄横，所以虽亲礼严嵩，却也不完全相信严嵩的话，偶尔做出一些很专断的决定，如像杀兵部尚书丁汝夔、大将军仇鸾这样的事情，或偶尔不同意严嵩的话，以“杀离其势”。严嵩专权十余年，然而不过始终在嘉靖帝的阴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