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称心如意，明朝探寻

嘉靖十五年（1536）五月，严嵩由南京回到北京，出任礼部尚书，并在该年的年底接替他的同乡夏言，事实上掌管礼部。嘉靖帝是一个特别自作聪明的人，自视为圣人，乐于“制礼作乐”。因此，嘉靖年间，礼部事务较之前更为繁剧。严嵩掌管礼部六年，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嘉靖年间的一名官员万镗曾说：“人主所取于下者，曰任怨，曰任事，曰恭顺，曰无私。”意思是说皇帝喜欢官员能任劳任怨，恭顺而无私心。这四条标准，严嵩在礼部尚书任上至少形式上都做到了。恭顺不用说，严嵩自有，且说任劳任怨之事。礼部尚书任上，严嵩一共上疏277件，“凡礼乐之兴修，禋祀之秩叙，政教之设施，四夷之朝贡，既已概具”，可谓任劳。当时，王阳明的门人遍天下，四处建书院讲学。严嵩与王阳明虽有交情，家乡江西又是阳明讲学最盛的地方，但严嵩仍然上疏请禁书院讲学，认为阳明门人“创为读书房舍，遍称书院”有乖典制，应予处理，将城乡各处书院改为社学。这种行为可以说很容易招致士大夫的批评（后来张居正因毁书院而招致激烈的批评），但适足以向皇帝展现其任怨且无私的品格。

更足以展现严嵩任劳任怨的是，嘉靖十七年（1538）严嵩主持的礼部顺利地让嘉靖帝的亲生父亲朱祐杬“称宗入庙”。皇帝生前称皇帝，死后入太庙，称祖称宗。在中国古代，庙号是帝王死后在太庙里奉祀时追尊的名号，是帝王独有的。从来没有做过皇帝的朱祐杬既已谥为“献皇帝”，让他称宗入庙就是朱厚熜的下一个心愿。但是，这个心愿的完成更难，因为它牵涉太庙礼制。嘉靖帝的父亲朱祐杬虽然因为生了嘉靖帝，且谥为献皇帝，但让一个没有做过皇帝的藩王称宗入太庙实在太过分，连当初力赞大礼议的张璁、桂萼、席书等人都深知不可。嘉靖四年，光禄寺署丞何渊上疏“崇祀皇考于太庙”。时任礼部尚书席书就说：“太庙不敢议入者，以献帝未为天子，正统之正不可干。”意思是说，兴献帝没有做过皇帝，不能入太庙，否则就是扰乱正统之正。张璁也说：“今何渊请入献皇帝主于太庙，不知序于武宗之上欤？抑武宗之下欤？”张璁的意思是，兴献帝是叔，武宗是侄，但武宗做皇帝时，兴献帝又是臣，因此兴献帝的主位是放在武宗的上面，还是放在武宗之下呢？这显然是不合适的。但是，正如明人黄景昉批评张璁等人说：“既开其源，思节其流，难矣！”既然在大礼议之初已经让皇帝尝到了甜头，此时要让他在不遵礼法以尊崇生父的路上停下来，已经不可能了。嘉靖十七年，当初率领群臣在左顺门哭谏的丰熙死后不久，他的儿子丰坊改变昔日支持父亲反对大礼议的立场，向皇帝上书，请求给献皇帝朱祐杬加上庙号。皇帝将丰坊的建议发给礼部尚书严嵩，要他组织人讨论，皇帝则自撰《明堂或问》来阐述自己的主张。在这种情形下，严嵩提出了具体方案：兴献皇帝与孝宗皇帝是兄弟，其神主祔入孝庙，同居昭位，位于穆位的武宗之上。随之而来的是称宗入庙的典礼的实施。严嵩不仅以礼部尚书的身份在前台忙前忙后，还不忘对这一典礼以诗赋的方式大加歌颂，当然其中少不了对祥瑞的祝贺。于是，嘉靖十七年的大礼议最后的演出中，严嵩成了皇帝朱厚熜最喜欢的人。(www.xing528.com)

从嘉靖十八年（1539）起，嘉靖皇帝基本上不再上朝，大臣们也基本上见不到皇帝，但严嵩却享有优待，时常能见到皇帝。有时，嘉靖帝一天可能给严嵩下几道手诏，其受宠信可见一斑。尽管人们对严嵩任礼部尚书时的贪腐行为指责不断，朱厚熜却不以为然，而且为酬报这位任劳任怨的礼部尚书，在嘉靖十九年（1540）正月加严嵩为太子太保，秩从一品，嘉靖二十年（1541）晋少保。嘉靖二十一年（1542）八月，严嵩以少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进入权力核心，时年六十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