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是一个谨慎的人。嘉靖初年,严嵩在议礼上的态度不敢像张璁、桂萼等人那样反对杨廷和,更不敢像杨廷和那样反对嘉靖皇帝。他态度暧昧,但隐约地有向皇帝示好的意思。嘉靖帝从湖广安陆迎来自己的母亲,身为翰林编修的严嵩写了一首诗《奉迎慈圣歌》。其中一句说:“濮园议礼伸舆论,代邸崇恩本圣情。”这样的诗仍然是两不得罪,既说让皇帝入继为孝宗之子的安排是朝野的主流舆论,又强调尊崇父母养育之恩是作为人子的皇帝的孝情,强调礼与情的对立。但归结起来,在当时朝野舆论一边倒地站在杨廷和一边的背景下,把皇帝的“情”拿来说事就代表了对皇帝的“同情”。接下来两句说,“正阳圣母遵门入,王凤英皇却辇迎”,则赞叹皇帝的“人情”战胜了礼仪。有这样的态度,首辅杨廷和自然对严嵩不满,借着升迁的机会,把他从正七品翰林院编修升为正六品南京翰林院侍读。品秩虽然提升了,人却离开了北京,落得只能在南京翰林院这样闲散的机构中任职,又有什么前途可言呢?直到嘉靖四年五月,距杨廷和被罢官一年多之后,严嵩才重新回到北京,出任正四品国子监祭酒。
嘉靖六年(1527)五月,严嵩与侍郎桂萼、张璁、詹事董玘、谕德顾鼎臣等人一同被命直经筵日讲。经筵、日讲是明朝正统元年确定下来的对皇帝进行儒学教育的正式制度。经筵一般于每月逢二之日在文华殿举行,参与人数多,较为隆重,更具有仪式性;日讲在文华殿前后殿之间的工字穿廊举行,只有内阁大学士、讲官、太监们参与,较简约,但更具有教育的实效。无论经筵还是日讲,都是讲官接近皇帝的机会。因此,参与经筵日讲,严嵩有机会接近皇帝了。皇帝也可以借经筵日讲了解讲官。一旦皇帝对讲官比较欣赏,这名讲官将来入阁的机会就会增加。不过,对于嘉靖帝来说,此刻的严嵩仍然不过是众多讲官中平凡的一员,张璁、桂萼这些议礼功臣要比他显目得多。严嵩可能多少对自己在嘉靖初年议礼时没能勇敢地站在皇帝一侧而感到后悔。不过,严嵩是一个谨慎的人,既深知臣下对大礼议态度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又不能冒冒失失地返回去将旧日的点滴拿来献媚,而是静静地等待下一次机会。(www.xing528.com)
机会在嘉靖七年七月终于来了。这一次,皇帝要给他的亲生父朱祐杬加尊“恭睿渊仁宽穆神圣献皇帝”的谥号,派往湖广出差的使臣分别是成国公朱麟和刚刚在三个月前升任礼部右侍郎的严嵩。往来途中,严嵩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文学才能,歌颂了途中所观察到的各种祥瑞,不仅夸赞皇帝“崇孝理”,而且歌颂这样的加尊谥号的举动是“盛事”。十二月回京后,严嵩向皇帝奏报各种祥瑞:祭告显陵时出现的“云石风雨,鹤集河涨”;恭上册宝时的“灵风飒然,若神灵仿佛而下”;安放神主时“祥曦散彩”;为显陵采集碑石时,“有群鹤集绕之祥”,“有河流骤涨之异”。尽管这些祥瑞都是“恍惚有无”之事,但经严嵩的一番添油加醋的歌颂与描写,却让迷信道教的嘉靖帝深信不疑。更何况,对嘉靖帝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比称颂他的父亲更让他心情愉悦了。经由此事,嘉靖帝对于严嵩的好感顿时上升,当时人都认为这是严嵩“得君之始”,他已在帝王心目中占了一席。三个月后,嘉靖八年三月,严嵩由礼部右侍郎升左侍郎。之后他的升迁非常迅速:嘉靖十年(1531)十月改吏部左侍郎;同年十二月升任正二品南京礼部尚书,进入九卿大臣的序列;十二年(1533),改南京吏部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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