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状况：皇权强大，士风疲敝

猜忌之主，只能用柔媚之臣。嘉靖一朝的内阁大学士，前期主要用议礼诸臣，如张璁、桂萼、方献夫等人；后期内阁诸臣则必须有为代皇帝撰写向道教神仙所上表章“青词”的能力，一时间内阁中尽皆“青词宰相”，如李春芳、高炜等人。大部分议礼诸臣由身份卑微的官员迅速得到嘉靖帝重用，对皇帝感恩涕零，更兼其道德为人所议，更不得不完全成为皇帝附庸，在皇帝面前实在没有太多“宰相”的体面。以张璁为例，他三次被嘉靖皇帝贬斥，而贬斥不久立即又被召回。有人议论说，张璁应该在被贬后拒绝回朝，以保全一内阁大学士的体面。其实，这种议论不仅不理解张璁，也不理解朱厚熜。在一个“集众美自居”的皇帝治下，嘉靖朝的君臣关系十分单纯，臣下对于君上，只有服从和逢迎。

十六世纪上半期士风之颓靡，或许是一个长期积累的结果。明朝的士大夫先是在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初受到太监汪直、刘瑾的摧辱，一时间逢迎者比比皆是，包括一些内阁大学士和各部尚书，如成化年间的万安、尹旻和正德年间的焦芳等人。作为文臣之首的内阁大学士如此，对于士风的影响可知。嘉靖八年（1529）的状元罗洪先，就曾经在自己的文字中说正德年间“士大夫为阉瑾摧，习娼幸以自利”。然而，被宦官折辱尚且还有反弹的时候，被皇帝打压就不可能有翻身的机会。大礼议中，杨廷和等人不仅代表孝宗、武宗一脉，也代表了士大夫独立于皇权的气节。然而，在皇权的高压下，士大夫内部分化，投机分子们向皇帝献媚，最终导致士大夫在皇权面前一败再败。

清初史学家万斯同认为，嘉靖一朝士风的颓靡是大礼议的后遗症。他认为，大礼议使大批元老重臣如杨廷和、蒋冕等人被斥，使得一个国家元气因此受到戕伤，而新进后辈像张璁、桂萼等人骤得高位，自然完全不敢与皇帝抗衡，这成为明代政治文化的一大转折。万斯同说：“至大礼议定，天子之视旧臣元老真如寇仇。于是诏书每下，必怀忿疾，戾气填胸，怨言溢口，而新进好事之徒复以乖戾之性佐之。君臣上下，莫非乖戾之气，故不数十年遂致南北大乱，生民涂炭，流血成渠，盖怨气所感，不召而自致也。由是观之，和气致祥，乖气致戾，岂不谅哉？故愚尝以大礼之议，非但嘉靖一朝升降之会，实有明一代升降之会也。呜呼，旧臣元老，国家所视以为安危也，乃去之惟恐不尽，而尽用新进好事之徒。彼新进好事者，何尝无矫矫可喜之功，顾消国家之元气亦已多矣。故张璁、桂萼用而元气为之一丧；汪鋐、夏言用而元气为之再丧；迨严嵩父子用而元气为之丧尽矣。”万斯同的话很多，但有几层意思。其一，嘉靖皇帝驱逐了当初杨廷和这些元老重臣，而且对他们一直怀有怨恨的乖戾态度，改变人们对一直以来君贤臣良、相辅相成的理想君臣模式的追求。其二，作为这种理想君臣模式丧失的替代品，则是新进小臣对皇帝无底线的顺从，以及对皇帝乖戾之性的助长。嘉靖初年张璁任内阁大学士时推行的诸多政治改革，如对向来养尊处优的翰林院官员不按惯例优待而授以外官之职，鼓励科道官员互纠等，都有苛刻之嫌。这其实正是在助长皇帝打压士气，打击读书人的尊严。其三，这种元气的丧失从张璁等人开始，此后日渐一日地低落，到夏言是一个阶段，到严嵩父子，国家元气已丧失殆尽，而国家出现的南倭、“北虏”等政治的和军事的危机，与此不无关系。(www.xing528.com)

在极端的专制皇权之下，内阁大学士不是辅佐，而近乎奴才了。不仅张璁三黜三召，夏言也是三次被黜之后召回。严嵩之后，即便著名的政治家如徐阶、高拱等人，对嘉靖帝也是极尽逢迎之能事，不仅徐阶为嘉靖帝写青词，而且更有甚者，高拱曾主动上疏请求皇帝给予他一个代写青词的机会。由此可知嘉靖一朝士风在皇权之下彻底地颓靡了。海瑞在嘉靖末年所上的著名的一道奏疏的一句话——“举朝皆妇人”，可谓一语道尽。海瑞和杨继盛正是在一种弥漫的颓靡士风的映衬下，才显得更铮铮铁骨，是嘉靖年间官场的异类。可以说，嘉靖一朝旅进内阁诸臣，前期以议礼、议庙进，后期以青词进，而任职期间也只是一味逢迎，从无体面可言。严嵩柔佞的人格，正是嘉靖年间政治风气下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