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明明朝的异例-探明他们的明朝

阳明学的发展离开了程朱之学的正轨。这种背离从最初就引发了上自嘉靖帝下至一般守旧官僚的抵制。嘉靖二年礼部主持的会试中，最后一场考试所考的策论中的一道题“阴诋阳明”，正是后来继杨廷和出任内阁首辅的蒋冕所出。门人们请王阳明上疏为自己申辩，而王阳明却洞透一切。他甚至认为，会试策问出题指斥自己从另一个角度看，反而是让更多人了解自己学说的机会，他说：“今会试录，虽穷乡深谷无不到矣，吾学既非，天下必有起而求真是者。”这体现了王阳明对自己心学学说的自信。

王阳明的自信是有道理的。他的思想在十六世纪注定是受欢迎的。明朝建国以来一百多年，在科举风向标指引下，士子非程朱之书不读，程朱理学成为正统官学。明初的程朱理学家号召大家都只要遵从朱子的思想就可以了，不用有独立的思考与写作。然而，一味因袭程朱旧说而缺乏创新，使一些学者感到压抑，并开始寻求新的思想出路。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变的战争惨败以及之后系列的政治事件，使得明代的学术世界发生巨大的改变。政治乱局使士大夫们怀疑主流的意识形态程朱理学并不完美，并尝试对它进行修正，对于社会的注意力也由之前单纯尽力于齐家睦族开始向寻求经世良方转变。寻求良方的路分两条：一种人认为问题出在人的因素，遂开始强调儒学所提倡的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号召人们正心修身，成为君子，即便不能入仕，亦可有益社会，其代表是陈献章；另一种人则坚信人们要掌握各种实用的知识，从而发展出“经世之学”，代表人物则是丘濬。但是，那位在弘治初年曾经入阁为内阁大学士的丘濬所代表的经世之学证明是不能成功的，因为正如王阳明在弘治末年所上的《边务八策》中所谈到的情况那样，政治腐败、官员因循的风气依然很普遍。于是，思想家们有理由号召人们从自己的身心入手，而不是从实用的典章制度和经邦治国之术入手。然而，既然宋元理学家们在外向的宇宙与人的关系的构筑上，做得扎实而全面了，思想要再有突破，就必须回到人的自身上来，向内探索。于是，到明朝中期，心学的萌芽从程朱之学中悄然冒出。率先突破程朱理学的思想家是陈献章。他是广东新会人，号白沙，主张“静中养出端倪”，强调内心体悟，不拘束于外在教条，因此也被视为由朱子学转入王学的中间环节。有了陈白沙“心学”的抬头，才有了十六世纪初王阳明心学的出现。因此，阳明思想的形成，既与十六世纪初政治形势的恶化、人身束缚的弱化等社会现实相伴，更是自陈白沙以来学者摆脱经典束缚、专注内心世界的结果，而因此也成就了著名哲学史家陈荣捷先生所说的“心学之最高峰”。(www.xing528.com)

最为关键的是，十六世纪明代社会需要王阳明的哲学。科举壅塞、出版业发达，开始造就了一个人数越来越多的拥有知识但却没有政治出路的知识阶层。识字率的提高，也使得商人和庶民阶层有更多精神需求。王阳明的哲学提出，是非标准是良知而不是外在权威，而良知人人皆有，因此每个人的内心都是自己可以直观的，可以由自己掌握。这样的哲学使众多普通人的内心得到安顿，获得存在感。正如钱穆先生所说，王阳明演畅着“愚夫愚妇与知与能的真理”。因此，王阳明的门人在传播其学说时，越来越有儒学平民化的趋向，而且强调自我，突出自我。在那样的社会中，王阳明的哲学让每一个人获得了自我的存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