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明朝：从祀孔庙的邪说

王阳明鞠躬尽瘁而死，朝廷非但没有表彰他，反而惩罚性地不给他恤典，就连新建伯的爵位，也规定只到他一生为止，不得世袭。王阳明逝世后，吏部最初对王阳明所持的态度还算公正，因为毕竟王阳明刚刚平定思田之乱，他的死是勤于王事的结果，而且是因病笃而擅离职守，所以“情固可原”。然而，嘉靖皇帝正着力整顿大臣擅自离任、延期赴任的官场弊端，更兼嘉靖皇帝平时一贯以圣人自居，对于王阳明号召门徒抱有成见，因此，吏部请求“宽宥”，皇帝的批复却严厉得多：“守仁擅离重任，甚非大臣事君之道。况其学术事功，多有可议，卿等仍会官详定是非及封拜宜否以闻，不得回护姑息。”领了嘉靖帝定下的调子后，吏部尚书桂萼就知道如何对王阳明下结论了。吏部会议的结论是：“守仁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为名，则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论；知众论之不与，则著《朱熹晚年定论》之书。号召门徒，互相唱和。才美者乐其任意，流于清谈；庸鄙者借其虚声，遂敢于放肆。传习转讹，悖谬日甚。其门人为之辩谤，至谓杖之不死，投之江不死，以上渎天听，几于无忌惮矣。……今宜免夺封爵，以彰国家之大信；申禁邪说，以正天下之人心。”这样，吏部对王阳明的讨论由之前把焦点集中在王阳明擅离职守之事转移到了王阳明号召门徒、传播伪学对整个国家是否有利的问题上。皇帝批复说：“守仁放言自肆，诋毁先儒，号召门徒，声附虚和，用诈任情，坏人心术。近年士子传习邪说，皆其倡导。……所封伯爵本当追夺，但系先朝信令，姑与终身，其殁后恤典，俱不准给。都察院仍榜谕天下，敢有踵袭邪说，果于非圣者，重治不饶。”不仅剥夺了王阳明新建伯的世袭权，还给王阳明学术定了一个“邪说”的结论。

然而，不公平的政治打压，带来的却是反作用。原本，王阳明之死对其思想传播应当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政治上对王阳明的不公正待遇，反而激起了王阳明的弟子们更为热烈地倡导师说的讲学运动。虽然朝廷定义阳明学为“邪说”，但阳明门人的活动非但没终止，相反士人阶层还出现一种逆反心理：越是朝廷要禁的，就越要传播。早在嘉靖二年会试中，面对“阴诋阳明”的会试策问试题时，王阳明的门人徐珊就敢扔下一句话，“我岂能昧着良知以媚俗”，不答题就出了考场，宁远放弃自己的政治前途而选择了老师。王阳明逝世后，他的门人无论从数量到地位，都已今非昔比了。在王阳明死后，相继而来的纪念和祭祀活动，就开始催生了许多的祠堂与书院，而这些地方多是阳明学派的讲学之所，如著名的杭州天真书院。在嘉靖年间，南直隶、江西、浙江等地书院林立。王阳明的信从者多有任高官的，如后来的兵部尚书聂豹、礼部尚书欧阳德、内阁大学士徐阶和李春芳；也有一生都不愿汲汲于政治，而始终以讲学为事的，如王畿、王艮等人。因此，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社会上，阳明学都有巨大的影响力。这些门人以特殊的讲会方式致力于其学说的传播，彼此往来，瑞士哲学家耿宁称之为阳明学的“弟子共同体”。(www.xing528.com)

在号称“讲学护法”的徐阶等人的保护下，阳明心学讲学之风盛极一时。从京城到乡村，遍处是阳明学讲学的书院。《明史·儒林传序》云：“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万历十二年（1584），在王阳明死后五十四年，在众多官僚士大夫的推动下，朝廷决定让王阳明增祀孔庙。次年，王阳明入祀。终明一朝，朝廷所增补的从祀孔庙的当朝学者只有四人，即薛瑄、胡居仁、陈献章和王阳明。王阳明从祀孔庙，表明王阳明心学在晚明得到了官方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