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思想的传播与影响：书院、讲会与《传习录》

在王阳明生命的最后八年中，他的主要精力是向门人讲学传播他的思想。因为宦官及江彬等人的干扰，王阳明平定朱宸濠的大功没有在正德年间立刻得到朝廷的回报。直到正德皇帝1521年逝世，即位的嘉靖皇帝才在正德十六年（1521）十一月对王阳明的军功予以褒奖，封他为“新建伯”，荫其子正亿为副千户。然而，以文臣获爵位并没有让王阳明在政治上走得更远。功高受忌，他先后被内阁大学士杨廷和、费宏、桂萼等人排斥。杨廷和对王阳明的抑制，或因杨廷和与王琼交恶，而王琼素来与王阳明关系极好。既然是政敌的朋友，杨廷和自然也就视王阳明为自己潜在的敌人。吏部尚书乔宇、继任内阁大学士费宏和桂萼等人也都忌惮王阳明勋臣的身份，怕他一旦入朝地位超越自己。嘉靖四年（1525）王阳明丁忧期满，例当起复，但“当路忌之，六载不召”。直到两广战事无人可以收拾，朝廷才不得不起用王阳明，前往镇压思田之乱，但也只是授予他地方督抚之职。自始至终，王阳明一直未能像人们期待的那样进入内阁，走入政治权力的核心。相反，越城绍兴那些年成了新思想的中心，致良知说提出，门人络绎而来问学。

正德十六年八月，王阳明回到绍兴。之前的格竹失败、龙场苦难、平定朱宸濠叛乱时的处变不惊，使王阳明的思想得到不断升华。正德庚辰（1520），王阳明开始提出他的核心哲学命题——“致良知”。什么是良知呢？王阳明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因此，良知即是非之心，是认识的根源和是非的标准。王阳明用很浅近的比喻告诉人们，当人见到一个小孩子掉入井中，那种油然而生的恻隐之心便是良知。这种良知是每个人天生就有的，但因为人经常会遇到私意阻碍，所以要有致知、格物之功来战胜私意，使良知不再受阻碍，而可以充塞流行。即便小人，他们之所以沦为小人，也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良知，只是因为没有发现自己的良知而已。因此，“致良知”三字可以说既谈了本体，也谈了功夫，“本体功夫一齐收摄”。从此以后，“致良知”三字成了王阳明哲学的核心，王阳明也始终以“致良知”三字为教，传授给学生。有人请王阳明讲学，问他：“除良知之外，还有什么可讲的呢？”问话人希望他不要只讲良知，不要老抱着“致良知”三字不放。王阳明却用一模一样的话反驳他：“除良知之外，还有什么可讲的呢？”

在绍兴的岁月里，王阳明的思想传播最为迅速。受王阳明思想与事功的感召，王阳明的门徒渐广。在绍兴府，不少学者闻风师从，如同为余姚人的钱德洪、孙应奎等人。钱德洪“与同邑范引年、管州、郑寅、柴凤、徐珊、吴仁数十人会于中天阁，同禀学焉”，孙应奎“率同县七十余人往师之，由是乡闾教泽浃行”。原本很讨厌讲学的王畿在嘉靖二年（1523）因魏良器的劝说而师从王阳明。更多的学子不远千里来到绍兴府从学于王阳明。后来积极参与最早的地域性讲会惜阴会建设的江西安福门人刘邦采、刘文敏，在嘉靖三年（1524）到绍兴府师从王阳明，与刘文敏同行的有同族弟侄八人。门徒日多，王阳明无暇接引，就命钱德洪与王畿两位大弟子先接待那些初学者，为他们疏通大旨。为了接引来学者，王阳明还在绍兴故居拓地筑楼。他建了五十间楼房，只为准备亲自接引的学者而备。门人梁日孚在嘉靖二年为王阳明延引了广东的著名学者黄佐，促成黄佐与王阳明的见面。黄佐见时提到，“公方宅忧，拓旧仓地，筑楼房五十间而居其中，留予七日，食息与俱”。更多的学者只能散居于绍兴城内的天妃寺、光相寺。《传习录》中说：“癸未年（1523）已后，环先生而居者比屋，如天妃、光相诸刹，每当一室，常合食者数十人；夜无卧处，更相就席，歌声彻昏旦。南镇、禹穴、阳明洞诸山远近寺刹，徙足所到，无非同志游寓所在。先生每临讲座，前后左右环坐而听者，常不下数百人，送往迎来，月无虚日，至有在侍更岁，不能遍记其姓名者。”大部分门人，都成了王阳明思想的忠实信徒，成了王阳明心学思想的传播媒介。王阳明生前，其门人已开始积极地传播他的思想。嘉靖五年（1526），因为大礼议而被贬谪到广德州任判官的王阳明门人邹守益创建了复初书院，敦请王阳明的门人王艮前来讲学；在安福，刘邦采、刘文敏等人创办了一个专门讨论阳明学的讲会——惜阴会。书院和讲会，在此后近百年的时间里也成为阳明学传播的重要机制。(www.xing528.com)

比授徒更让阳明思想不胫而走的是其语录的出版。尽管王阳明曾向门人徐爱表示，自己的语录是“因病立方”，学者不应该拘于语言，但其门人很注意保留他的讲学语录。正德十三年（1518）八月，门人薛侃得到徐爱记录的王阳明讲学语14条，以及另一位门人陆澄记录的80条，加上自己所记，共129条，在江西赣州刊刻。这便是《初刻传习录》，也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传习录》的上卷。《传习录》刊行让更多人获得了与阳明思想接触的机会。阳明学的信从者都是从读到《传习录》之后才开始追随王阳明的。刘邦采、刘文敏等人正是读到初刻《传习录》，才萌生了要到绍兴师从王阳明的念头。嘉靖三年十月，时任绍兴府知府的门人南大吉对《传习录》进行增订，在初刻《传习录》的基础上另录了王阳明讲学书信9封，在浙江绍兴府刊刻，形成了续刻《传习录》。三十二年之后，门人钱德洪对《传习录》再加增订，编成上、中、下三卷，遂成定本，成了反映王阳明思想的最基本文献。钱穆先生曾说，中国古代有关人的修养而人人必读的书有七种，《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六祖坛经》《近思录》之外，另一种即王阳明的《传习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