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在永乐十一年开始设置布政司，又偏处西南，无论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很落后。正德三年（1508）春，王阳明来到龙场驿。《王阳明年谱》中记载说：“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蛇虺魍魉，虫毒瘴疠。”环境恶劣、水土不适、语言不通，使王阳明的生活极为不便。挫折已使王阳明似乎再也见不到政治上的前途了，此时的王阳明对于人生的荣辱得失也有更多的体悟，不过对于生死，他还缺乏切肤的体验。为了让自己能够超然于生死之外，克服对生死的计较，他为自己做了一个石椁，自誓：“吾惟俟命而已。”然后他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
也许最初王阳明只想通过一种自弃的方式，让自己能够心如止水，让自己能够从容地度过难熬的贬谪岁月。然而，如果只有心死，如同死灰一般，必然不会有后来的悟道。王阳明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即便在绝境中仍有一丝对世情的怜悯，仍有一颗救世之心。对他而言，个人既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他能够突破个人的困境，突破个人的局限而建立一种为社会所接受的哲学，也在于此。在龙场，随他前来的仆人们一个个病倒了，王阳明不但不以为这是拖累，反而自己打柴、挑水、做饭，照顾自己，照顾本该照顾他的仆人们。仆人们一个个心情抑郁，王阳明便给他们吟唱诗歌。然而，仆人们即便听着王阳明唱的诗歌，仍然高兴不起来。于是，王阳明重拾自己年轻时诙谐幽默的本性，试着创作家乡的越曲，在曲中插科打诨。这样，仆人们听着听着，一个个也跟着高兴起来，似乎忘了大家还身处蛮荒之地，似乎也忘记了疾病与忧愁。仆人们一个个由忧虑转向快乐，王阳明却陷入了沉思，他想到他自幼立志要做的圣人。他自己问自己：“如果圣人跟我一样，处在这样的境地，还会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他想到，一个人的快乐或忧愁可以转换得如此自然，为什么却还要苦楚地生活呢？那些感到苦楚的人，到底是因为外界的事物没有让自己得到满足，还是因为自己内心的欲望膨胀而不懂得自足呢？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样的思索持续到晚上，睡梦中，王阳明忽然惊醒。他感觉自己对于之前一直疑惑不解的格物致知的问题一下子豁然开朗了。他开始明白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道理。他一下子明白，之前他所迷信的朱熹所主张的“求理于事物者”的思想，其实是错误的。朱熹讲格物，认为人应该于万事万物间理会道理。但是，王阳明在这一刻却认为，人不应该向外界寻求真理，相反应该反观内心，向自己的内心去寻找理。如此一来，心就是理，格物就是致知，不但人的内外相通，而且经典理论中的格物与致知也从此相通了。王阳明感觉，吾性自足，心即理，这是多么简单、直接的道理啊！沿着这样的思路，他把自己熟悉的五经再默默地背诵一遍，觉得经典中所陈述的道理，无非是自己刚刚悟出的道理，可以一一印证。如果说之前王阳明在年轻时练习书法所悟得的“随时随事只在心上学”，还只是一种朦朦胧胧的感觉，此刻王阳明却要把这种“心即理”的思想自觉地放入儒学的传统中去，要与五经印证，故而写成了《五经臆说》。当然更要与时时刻刻的实践和认识印证。(www.xing528.com)
心即理的思想也许不完全是王阳明所创造的。在他之前，宋代的陆九渊、明代的陈献章（白沙）都是重要的心学思想家。陆九渊“吾心即是宇宙”，陈白沙“静中养出端倪”，都强调心的主观能动性。只是，王阳明的认识或许更深刻，因为在蛮烟瘴雨的荒山绝域中，在离却了繁华和政治，身处蛮荒之地，王阳明要求得内心的平静，唯一的途径便是向内求索，超脱于荣辱得失与生死之外，从而让自己的心灵获得最大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以克服客观的困境。这是特殊环境下自我的超越。王阳明后学中如陈嘉谟就说，龙场的数年对于王阳明来说是一个心死的历程。陈嘉谟说：“身死易，心死难。天尝以死心机会教人，而人未易受。一切危境危病，及遭际人伦之变，异常拂逆，皆教人心死也。……世人福薄，故未易受。龙场驿万死一生，阳明先生福气大，故能受。死尽世情心，洞见万物一体本原，然后静坐工夫可安而久，久则用功愈密，心量愈无穷际，无终始，见得一体愈亲切有味，此心与此理渐渐有凑泊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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