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与众不同的明朝人

王阳明不像同时代的许多人那样，把科举视为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在王阳明十一岁时，他问他的家庭老师说：“何为天下第一等事？”老师说，自然是读书应科举了。王阳明想了想，却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早把做圣贤当作人生的最高目标。即使要准备科举考试，他那要做圣贤的学问之心却一刻也不停搁。在北京读书应考的岁月里，王阳明曾认真地钻研宋儒朱熹的格物之学。

对于任何一个明代学子而言，朱熹的学说是不陌生的。明代的科举制度规定乡、会试头场要考《四书》以及五经中的一种经典，其中《四书》答题的标准答案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而五经也基本上以程朱派理学家们的注释为标准答案。王阳明不仅要读考试必读书《四书章句集注》，还“遍求考亭遗书读之”。对于朱熹的说法，王阳明最初也是深信不疑的。朱熹认为，世间“一草一木，皆涵至理”，而人对于道理的把握来源于对外物的认识的不断积累，“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贯通处”。于是，按照这个道理，十五岁那年，王阳明对着父亲官署中的竹子格起来了。他整天对着竹子冥思苦想，最后不仅没有悟出大道理，反而得病了。王阳明的“格竹”，自然是要失败的。朱熹讲从格物到致知的认识升华的过程，既是从实践到理论的过程，也是认识在量的积累与质的突破上的问题，格物绝非像王阳明那样对着一件事物冥思苦想。但是，年轻的王阳明想要通过格物悟得大道成圣成贤失败了却是事实。这让王阳明对于朱熹的学说失望了，他转而开始沉溺于辞章，为考科举而努力。当然，在学习朱熹的问题上，科举考生与立志成为圣贤的人的区别，就在于他对朱熹的解释敢不敢有疑。王阳明有疑，而且这种疑会让他另辟蹊径，不过他成为圣贤的志向却一直未变。十八岁那年，他在婚后由江西南昌返回浙江的途中，在江西上饶见到理学家娄谅。娄谅是理学名儒胡居仁的门人。他对年轻的王阳明说：“圣人必可学而至。”这句话对王阳明影响很深，坚定了他的信念，他坚信自己可以通过后天学习而成为圣人。

但是，少年时代的王阳明对于怎么成圣成贤，尚谈不上有深刻的认识。不过，懵懵懂懂之中，他似乎已感到心的妙用。他在南昌岳父官署中寄住的一年里，书法大进。他自己的经验，就是要从心上端正自己的学习态度。他自己后来反复以此教育他的学生。他说：“我刚开始学书法时，对着古帖临写，只是写得字形上相像。再后来，我写字时不轻易落纸，凝思静虑，心中摹写字的形状，久而久之，对于书法就通了。后来看明道先生程颐书中说人写字首先要‘敬’，才知道古人随时随事只是在心上学。这个心精明了，字自然就写好了。”应该说，这种从实践中悟出的道理虽浅显，却隐含着对“物”与“心”对立统一的认识。如果说之前的王阳明完全向人们展示的是豪迈的一面，这种说法大概已展示了这位哲学伟人细密的、收敛的一面。《年谱》在他十八岁那年也写了一句，说：“先生接人，故和易善谑，一日悔之，遂端坐省言。”一个昔日豪情满怀的少年，开始懂得了责任与收敛。(www.xing528.com)

为了超凡入圣，王阳明在弘治十五年（1502）告病回乡后的一段时间里还曾经沉溺于仙佛之学。他在家乡会稽山找到一个适合修行的地方——阳明洞，在洞中“行导引术”，据说养成了先知先觉的能力。然而，正是在阳明洞中，王阳明突然悟得仙佛之术并不可靠，不是自己终身要追逐的学问。他从一个最浅显的道理悟出，仙道人士抛弃家庭独自修行是不合理的。尽管一个人修道中好像可以忘却一切尘事，然而王阳明却深感昔日疼爱自己的祖父母始终萦萦在怀。终于有一天，他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一个思念自己的祖父母或父母这样的想法，是一个人还是自己是孩子的时候就有的，是本能；如果将这样一种先天带来的、本能的思念刻意地断绝，无异于断灭人性。修行是为了自己做一个人，而若是连这种做人的根本都断却了，还能叫人吗？有了这样的念头，王阳明从此抛却了他对仙佛的偏好。他从阳明洞出来，来到杭州西湖。在杭州虎跑寺，他见到一位禅僧。他对禅僧说：“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甚么？终日眼睁睁看甚么？”正在打坐的僧人睁开眼，起身。王阳明又问：“你有家室吗？”和尚说：“有母亲在。”王阳明说：“想念她吗？”和尚说：“不能不起念！”王阳明对和尚说：“爱亲，是人的本性。”僧人流着泪向王阳明道谢，第二天就还俗了。看得出来，到十六世纪初，当初驰骋古文、沉溺佛道的王阳明，渐渐与这些学问决裂了。如果成圣成贤的意志还是那么坚决的话，剩下的只有儒学一条道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