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成为有素养的职业画家

弘治十三年，从北京铩羽而归的唐寅，开始向职业画家的路上起步走。他可能最早开始从学周臣。周臣（约1450—1535），字东村，也是苏州府吴县人，比唐寅大二十岁。清初姜绍书的《无声诗史》中说：“唐六如画法，受之东村。”这样的说法似乎确立了周臣和唐寅的师生关系。但是，《无声诗史》接下来的记载又让人费解：“及六如以画名世，或懒于酬应，每倩东村代为之。”意思是说，唐寅后来绘画名气大了，应酬不开的时候，便请周臣代笔。不少学者指出其间的矛盾说，传统社会中的师生关系极为严肃，一经确立，便应终身恭敬。放任如唐寅者，想来也决不会也不敢请他的老师为他代笔。因此，周臣与唐寅之间的关系大概是师友之间。他们相识的时间可能更早，而且一直以来唐寅绘画的水平也不低。明朝人王世贞对唐寅“从学”周臣的描述更让人觉得可信：“周臣别号东村，亦吴人，所得宋郭、李、马、夏法尤深，其用笔视唐生（即唐寅）亦熟，特所谓行家意胜耳。唐每有酬应，多从臣磅礴，始落笔。”这是说，周臣相比于唐寅而言更是“行家”，善于用笔，因此，绘画天赋极高的唐寅每次作画前，都要到周臣家去看周臣如何落笔如何布局，来觅取绘画的灵感。唐寅留下的山水画中，不少与周臣的山水画面目近似，如他三十几岁时所绘的《骑驴归思图》《山水卷》，画人物画时前褶的“韭菜描”的笔法都很像周臣。因此，向周臣学习，是唐寅之前任由自己的天赋“业余”绘画向酬应别人的“职业”绘画转向过程中的一个步骤。

但是，如果永远像周臣那样以摹画宋元时代的画风见长的话，唐寅也不成其为唐寅。很快，唐寅就摆脱了周臣的影响。他开始在画风中尽量展现自己的个性。周臣代笔的传说，无论真实与否，都反映了唐寅的绘画在市场上的受欢迎程度。“兴来只写江山卖”，自此成了唐寅的谋生手段之一。唐寅也从来不掩饰他以卖画谋生计的事实。他在正德十三年题《丹阳景图》诗中说：“信是老天真戏我，无人来买扇头诗”；“书画诗文总不工，偶然生计寓其中”。诗文中对自己卖画为生毫不掩饰。文化被商品化而且被人追捧，唐寅才可能让自己的画更有个性。祝允明解释说，唐寅的绘画因为一时为人追捧，洛阳纸贵，而唐寅在应酬不过来的时候，便开始率意为之。祝允明的原话是这么说的：“（唐寅）奇趣时发，或寄于画，下笔辄追唐宋名匠。既复为人请乞，烦杂不休，遂不及精谛。且已四方慕之，无贵贱富贫，日请门征索文辞诗画，子畏随应之，而不必尽所至，大率兴寄遐邈，不以一时毁誉重轻为趋舍。”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唐寅有下笔辄追唐宋著名画家的能力，但是因为市场需求太多了，应酬不过来，有时候随意酬应，并不精益求精，而唐寅本人也不在意一时之毁誉。这似乎是批评，但卖方市场似乎间接地成就了唐寅的画风。

那种偏离“职业”的画法，成就了唐寅绘画中个性的宣泄与表达，而不必过于匠气。当然，一切的前提必须是唐寅要有极高的绘画天赋，才可能让他那种因市场压力而生成的个性表达也能不败。艺术史家高居翰说，唐寅的不少绘画中都能看到鲜明的个性。他说，唐寅的山水画在第一眼看去给人留下的也许是宋代的保守风格的作品印象，但是仔细看后，则可以看到唐寅的“卓越而迅速移动的线条使他的画不流于正统的作品”，而这种线条有时以类似于草书“率笔”形式出现。(www.xing528.com)

苏州城也宽忍这种个性表达。著名汉学家牟复礼先生在其研究苏州城的文章中写道：“在明清时期的传统城市，像苏州，无疑的，较自由的个人特异性的表达是可能的。……在苏州城，享乐放荡更加随着城市的财富而变化，无所事事者得以聚集，空想，彼此煽动。……许多居住在苏州城较为浮夸放荡的边缘地带的是学识、思想、文学和艺术方面的不朽者。”于是，作为一位卖文鬻画的画师，唐寅仍然是苏州文化圈中最核心的一位。做过内阁大学士的王鏊（1450—1524）平时很少有欣赏的人物，但对唐寅“知之最深重”。王鏊起任左侍郎时，唐寅不仅有《王公拜相图卷》为贺，还陪着王鏊一直北游到了沛县之歌风台。唐寅与文徵明之间虽然一度龃龉，几至绝交，但总体上关系还能维持。正德四年（1509），五十七岁的盛桃渚生日之际，唐寅与沈周、仇英、文徵明、周臣等五人一同合作了《桃渚图卷》为其贺寿。此可见唐寅之在苏州文化圈的核心，而画史上明代的“吴四家”亦可谓写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