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寅也许在放弃科举路的那一刻起,就想到了将来的生活出路,尽管这条路会比他想象的艰苦许多。唐寅很早就已经表现出了作为一名画家的潜质。十六岁那年,唐寅还结识了同为苏州人的文徵明。他也认识了沈周。成化二十二年,唐寅十七岁,曾经为沈周的母亲祝寿绘《贞寿图》。清代人顾文彬在《贞寿图》的跋中这样评价唐寅说:“子畏年止十七,而山石树枝如籀篆,人物衣褶如铁丝。少诣若是,岂非天授!”在顾文彬看来,十七岁便能将山石树枝画得像籀书或篆书一样古朴,将人物的衣褶画得像铁丝般遒劲,如此年少而有这样的造诣,只能说是天才了。
但是,那时候的唐寅恐怕没想到自己将来要以画画为职业。弘治八年深秋,在他中举的前三年,唐寅绘过一幅小轴《桂香亭图》,“山水屋木极工细,画就罩以墨沈,作烟雾景”。唐寅在题记中写道:“乙卯深秋,登鹦鹉皋岑,玩桂香亭畔,俯翠壁葑岩,苍茫百里,皆云气烟光。对景摹于舟次。唐寅。”从题记中我们看到的是唐寅的悠闲与写意,是文人的小情趣。如果不是后来的命运波折,唐寅也许自此沿着文人画的方向前进,像他的前辈沈周和好友文徵明一样,在享受优厚的社会地位的同时,做一个“业余”的画家。他也完全可能跻身晚明著名的书画家董其昌等人定义的吴门画派之中。在董其昌对吴门画派的定义中,吴门画派是文人画在明代发展的典型:“文人之画自王右丞(王维)始。……吾朝文(徵明)、沈(周),则又遥接衣钵。”作为吴四家之一的唐寅与仇英,不被画史传统认为在吴门画派之内,原因就在于他们的绘画的“职业性”,也就是他们的画会成为商品,在市场上流通。
但是,绘画的“职业性”不会受到批评,在今天不会,在唐寅生活的时代也不会。明代的苏州城足够大,能够容纳下不同的艺术追求和偏好。城市的浮华也为这些边缘艺术人才提供了生活的空间。况且,唐寅毕竟曾经获得过一定的社会地位,还不完全是一个画匠。艺术史家高居翰于我们传统的文人画/职业画的二分法之外,提出在明代十五世纪后期的社会中还产生过第三种类型的画家,他称之为“有素养的职业画家”,即所谓的具有较高的儒学素养和艺术修养的职业画家。这一类型的画家,从吴伟(1459—1508)开始,而张路、孙隆、史忠、郭诩、杜堇等人都可以归入其中。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或者出身于仕宦家庭,或者早年受到系统的儒学教育并且以追逐仕途为目标,有些人像杜堇还中过举人的功名,但因为挫折或别的原因最终弃儒从艺,投身于绘画实践中去。但是,因为他们的地位不足以得到足够的俸养,他们又不得不出卖他们的技艺,奔赴于宫廷或官僚府第及文人士大夫之间,对民间的、大众的艺术倾向也很了解。(www.xing528.com)
唐寅被高居翰归入这一类型的画家之中,并指出他深受在南京活动的画家杜堇的影响。很可能在弘治十一年到南京参加乡试时,唐寅在南京就见过杜堇,从此学到第一流的“南京风格”。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唐寅是在弘治十二年北京会试那年在北京结识杜堇的,因为唐寅的《赠杜柽居》一诗中明白地写着“长安相见红尘里”,而明人说长安都明白无误地指北京。唐寅的画风也确实有杜堇的影响,如唐寅画人物画“衣褶用金针描,仕女开面用三白法”的笔法,据说就是杜堇的风格。无论是在南京或在北京结识杜堇,那位同样中过举人而且有很好的儒学修养的画家杜堇,也许是唐寅在放弃科举时所想到的未来生活的范本吧。况且,那些画家以绘画为职业但同时又不拘泥于俗世的浪漫不羁的生活,给了困境中的唐寅一个新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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