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明朝文化消费-探明他们的明朝

程敏政从狱中出来后，在该年七月便去世了，愤恨是一个诱因。徐经从此也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弘治十二年的科举案也彻底改变了唐寅。在应天乡试解元的风光之后，唐寅倒在北京城的会试上。唐寅毫无疑问是无辜的。贿赂考官获得考题，徐经或许有这样的打算，也有这样的财力，而唐寅却未必屑于这样做。明人尹守衡在《明史窃》中说，唐寅正德年间被宁王朱宸濠招纳到王府，已是英雄末路，尚且不愿失身，“矧在志士盛年之秋”？这种分析很有见地，一个人晚年穷途末路之时尚且不愿没有节操，年轻得意之时又岂会去做那些交结权贵获取考题这种很犯忌的事情？以当时唐寅的骄骄之态，又岂能甘心于做那种贿赂别人探听试题的下污之事？因此，科举弊案于唐寅的人生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挫折，而就他的人格上而言，一定感到深受侮辱。一个高傲的人被人泼上污水，而朝廷以“疑罪从有”的精神将他贬为吏员的处理，也表明他的清白不可能再被洗刷。唾手可得的成功与瞬间的失败之间的巨大落差，以及人们对他道德品格上的怀疑给心灵带来的耻感，大概让唐寅再也不想回到科举场上了。

如果他按照朝廷的安排，到浙江布政使司去做一个吏员，以他的才学，他应该可以重返科举考试的，因为尽管明代科举制度一般要求考生们是来自各府、州、县的儒学，但是并不排斥“儒士之未仕者”“官之未入流者”“吏员”“医士”“军士”等“杂流”入试。有人劝唐寅暂且委屈一下自己，前往浙藩充吏，但唐寅拒绝了。拒绝就意味着从此放弃再次进入科举的机会，也从此与官场无缘了。除了不甘于沉沦下僚之外，那场科举案给他带来的心灵创伤也许让他更决绝了。若干年后，唐寅回忆这段被人暗算和怀疑时仍然不寒而栗：“墙高基下，遂为祸的，侧目在旁，而仆不知，从容晏笑，已在虎口。庭无繁桑，贝锦百匹，谗舌万丈，飞章交加。至于天子震赫，召捕诏狱，身贯三木，卒吏如虎，举头抢地……海内遂以寅为不齿之士。”于是，唐寅决绝地离开了科举之路。不过，对于唐寅来说，科举路的断绝使他从此可以不再理会科举文字了。晚明的藏书家祁承形容自己作科举文字时说：“寸管加肘，百毒镂心。”可见科举文字对于读书人的折磨与毒害。科举的路断了，唐寅不用再在“百毒镂心”的路上穷门闭户地苦读了。就像一只蝴蝶须得咬破束缚它的茧一样，断绝了科举与仕途的唐寅才可能尽情地绽放。

然而，何处绽放，怎么绽放？要绽放，就必得要有它的土壤和温床，而十五世纪末期江南城市的发展就提供了这一切。唐寅拒绝了到浙江布政使司当一个吏员，而是回到了苏州老家。此时的苏州，已然是明代最重要的手工业中心和商业中心。在明初，由于元末农民战争中朱元璋与张士诚在苏州一带的战争，以及朱元璋胜利后对苏州采取的重赋政策，苏州的经济一度陷入低谷。但是，人口压力迫使当地的农业生产转向经济作物生产，种桑养蚕，种棉织布，使苏州到明代中期以后逐渐成为丝织业和棉纺业的中心。手工业的发展又推动了商业的发展以及城市的繁荣。苏州人王锜（1432—1499）在他的《寓圃杂记》中就说，当时的苏州城市由明初的“邑里萧然”已发展到中期的“迥若异境”“愈益繁盛”。(www.xing528.com)

越来越多的人口集聚，使城市生活越来越丰富。十五、十六世纪的城市居民们，不仅需要物资上的供应，需要来自长江中游粮米的供应，还需要精神生活，这便为原本处于彷徨和压力中的士人在科举之外提供了别的谋生之路。巴拉兹《中国文明与官僚体系》一书在谈及宋代的都市文化时就说，都市里除士农工商之外还有第五个阶层。这个阶层包括“所有归属不明确的行业”，如牙人、小贩、妓女、戏子以及各种娱乐业的从业者，而城市以及伴随城市而兴起的文化娱乐的需要为他们的存在提供了土壤。他们生活在边缘地带，但却是城市不可缺少的部分。也就是说，一个繁荣城市的存在，除了要有传统社会的传统类型的人物——士、农、工、商——之外，还要有很多点缀这座城市的职业。在明代苏州，这些类型中又增添了为人们的文化艺术需要而服务的书法家和画家。唐寅是就其中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