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寅：新科状元，科举功名的背后阴谋

唐寅是一个极聪明的人。他年轻的时候并不像别的读书人那样专心于科举文字。但是，他的朋友祝允明劝他说，既然入府学做了学生，就应该有一个学生的样子，就应该朝着朝廷为学生们所设定的读书人的目标前进，就应该在科举上展示自己的实力，否则不如脱去学生的青衫，做一个浪荡的平民。这样的规劝说服了唐寅，他对祝允明说，自己决定静心一年，专心于举业。他很自信地说：“闭户经年，取解首如反掌耳。”他的目标不仅是中举人，而且要中就要中举人的头名。果不其然，弘治十一年（1498），唐寅以苏州府学附生的身份参与该科应天府乡试，并且以头名的成绩通过考试。举人的头名，被人称为“解元”，后来人们常称唐寅为唐解元也是这个缘故。明朝人编写的《南国贤书》中记载弘治十一年应天府乡试的135人名单，排在最前面的便是“解元唐寅，苏州府附生，《诗》，吴县”。《诗》说的是唐寅参加考试的本经《诗经》——每个考生参加科举考试时，要在五经之中选择一种经典作为自己的本经，而考试时他也只需要考这种经，而可以不去做其他四种经的题目。吴县当然是唐寅的籍贯——苏州府吴县。当然，唐寅更详细的居住地，是吴县的吴趋里。这一年，唐寅二十九岁，风华正茂，锋芒锐利无比。

这样的锋芒最终害了唐寅。明代的应天府乡试，其实不仅荟萃了相当于今天的江苏、安徽两地的江南才俊，而且参加乡试的人员中还有在南京国子监的全国的优秀的读书人。因此，南京乡试的解元具有很高的含金量，往往被视为次年会试头名“会元”的有力争夺者。唐寅成为新科南京乡试解元，一时间是万众瞩目之人。注目的不仅有士子，还有一批以汲引人才为己任的官员。唐寅的乡试主考官——司经局洗马梁储——非常欣赏唐寅，回北京之后也是四处替唐寅宣扬，包括向当时的翰林院学士程敏政盛赞唐寅的才华。进士的功名对他而言似乎唾手可得。然而，结果究竟又会怎样呢？

世事难料，科举考试同样极富偶然性。一个才华横溢的士子，似乎并不一定能够平蹚明朝的各级考试。我们后来在晚明的历史上看到被科举折磨得几乎气息奄奄的才子有：以文学和史学擅名的焦竑，五十岁才考中状元；著有《四友斋丛说》的松江才子何良俊，虽然被那么多人包括著名的学者官僚耿定向看好，却一辈子只是一个贡生，连个举人都考不上；被人们称为科举名家的艾南英，也只是在四十一岁时中了举人，之后一辈子都没考上进士……如果唐寅晚生若干年，他或许可以从那些落寞的才子身上学会收敛。但是，在那时，摇荡他心旌的，或许只有那十八岁中进士的李东阳、二十一岁中一甲第二名进士（榜眼）的程敏政，两人均是十五世纪的“神童”。这是一个似乎才能可以决定一切的时代，但似乎也是一个开始慢慢地呈现出造化弄人的时代。唐寅没来得及发现时代变迁的真相，便一脚绊倒了。后来的调查也证明，在备录取的三百份考卷中，没有唐寅。即便不是科举案，唐寅也一样要在会试中铩羽而归。当然，如果有一个深谙世故的长辈的教诲，唐寅或者可以收敛一些，以谦卑的、不那么引人注目的方式顺利地跨过会试这道门槛。但是唐寅没有，他的父母亲在其参加会试之五年前先后病故。据说，文徵明的父亲文林对唐寅的才气和性情有自己的理解，曾对文徵明说：“子畏之才宜发解，然其人轻浮，恐终无成。”然而，文林的话终归只对文徵明说，却无法说给唐寅听。(www.xing528.com)

于是，唐寅在众目睽睽之下和沸沸扬扬的议论中来到剧场中央。据说，为了感谢梁储的知遇之恩，唐寅在梁储离开北京时谒见翰林院学士程敏政，请求程敏政为梁储写一篇送别的序文。这大概是他与后来的主考官之间唯一的一次交往。然而，跟唐寅一同出场的还有江阴人徐经，他是后来以地理学闻名于世的徐霞客的高祖。徐经来自江阴县（今江阴市）的大族，家世巨富，父亲徐元献中过举人，而他本人是弘治八年（1495）的举人，比唐寅早三年中举。这一年北上入京会试，他邀请新科解元唐寅与他同舟而行。对于徐经这样的富家子弟来说，他只是不惜金钱去结交优秀的人物，但对唐寅这位穷书生来说，朋友的富庶与广使金钱却最终给他带来了不可测的后果。徐经与程敏政之间的金钱往来，于是把唐寅卷了进来。唐寅那锐利得不可一世的锋芒也害了他自己。如果在获得暂时的成功——乡试中举——之后，唐寅有一颗敬畏与收敛的心，也许就不会在被众人仰望的同时成为众矢之的。不可一世的骄骄之态，必然会让人们心生嫉妒。“公议于朝，私议于巷”的舆论，一部分是对于科举中可能的不公正的猜疑，一部分是对唐寅的暗箭。明人尹守衡在谈到唐寅不幸卷入科举案时叹惜说：“夫士负不羁之才，故多违俗之累！”不羁是唐寅永远的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