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十二年春天的科举案，可以说是明朝开国以来第一例科举会试中的疑案。在之前的明代科举史上，曾有过洪武三十年（1397）的“南北榜”的事件。那一年多疑的朱元璋因会试所录51人全部出自南方，便怀疑主考官作弊，于是亲自主持策问，录用了北人61名，史称“南北榜案”。但是，南北榜案其实并无多少“弊”可言，它更多地体现了朱元璋的猜疑，或者也只是他要借此申明自己要扩大统治的基础，在北方人中延纳人才，从而以专制权力对科举横加干涉。但是，自此以后，明代科举进入一个稳定的制度建设期，日益稳定而有序，乡试、会试录取人数定额制、南北中卷的名额分配等制度逐渐形成。与之相应的是，科举也越来越成为选官的唯一途径，而整个社会对科举也一天比一天更重视。按照明朝制度，每三年举行一次乡试，各府州县的儒学生员（俗称秀才）中的优秀者可以参加考试，通过乡试的人称举人；举人可以到北京城参加由礼部主持的会试，通过会试之后由皇帝殿试排定名次，就成了进士，相当于获得最高学位，之后顺利进入仕途，享有政治、经济特权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因此，培养子弟考举人、考进士，对十五世纪任何一个家庭来说，是荣光，也是梦想。唐寅的家庭也不例外。据说唐寅的父亲唐广德是一名经营餐饮业的商人，但“贾业而士行”，是一个羡慕读书人体面生活的商人，所以也一直期望唐寅能通过科举振兴门第。
然而，当所有家庭开始重视科举之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情况也就开始出现了。明朝规定，科举必由学校，也就是要参加科举，必须先进入官方办的府州县学中读书，尽管有少量的读书人以儒士的资格偶尔也能参加乡试。官方的学校也不是无限大的，而是额定了一定的规模，最初规定府学为40名学生、州学为30名学生、县学为20名学生。后来，为了满足读书人获得科举考试的资格，原先的规定就不得不突破，于是在这些“正生”之外有“增广生”，再然后又有“附生”。生员的规模越来越大，然而每三年各个省录取举人的名额却大致是稳定的。像苏州所在的南直隶，虽然是人才荟萃之地，每三年一次的乡试，所录取举人的名额，在唐寅的时代也就是135人。每年各省新增加的举人，加上历科会试没有考中进士而黜落下来的举人，都会在乡试次年蜂拥至北京，参加礼部举行的会试，因此会试参与的人数越来越多，而录取人数却有限。在唐寅会试的那一年，录取进士名额也不过就是300人，而参加考试的举人数是3500人，录取率不到10%。(www.xing528.com)
科举通道越来越窄，竞争越来越激烈，士子们躁进的情绪和敌意，也会在这种竞争中加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科举弊案才会在明代中后期越来越多。尽管大部分明代的科举弊案都最终没能坐实，但因此却反映了士人们面对科举时神经上那种猜疑和脆弱。既然一切皆不可捉摸，出身不可以，才情不可以，那么一切只能归之于命运了。于是，苏州的人们，参加科举考试之前便总要到江东庙去拜一拜。才子唐寅的命运，果真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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