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厂办的第一件大案就是南京镇守太监覃力朋夹带私盐案。南京守备太监是太监所任官职之中的要职,权责颇大,通常与负责守备南京的一位勋臣以及南京兵部尚书参赞军务共同构成该区域权力的铁三角。最早,南京守备太监只有一人,如永乐、洪熙间,郑和曾担任过此要职,后来守备太监的人数增加至两人。除了作为皇帝的代言人监督和负责南京一带的防务外,南京守备太监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用一百艘大小不一的黄船,将南方生产的宫廷用品和材料源源不断顺利地上贡到北京。覃力朋的贡船入京后返回,装了满船的私盐。盐是国家的专卖物品,贩卖私盐是重罪。非但如此,覃力朋利用其地位威吓沿途州县向他提供挽船的民夫,又让沿途州县的驿递向他提供路费,非法获利白银五百两以及大量的钱帛。船到德州府的武城县时,境内的甲马营巡检司将情况反映到知县那里,知县便派典史前往盘查。结果,典史所率人等根本就登不了船,还被覃力朋的手下打了,典史的牙都被打断了,典史手下的人死了一个,伤了不少。这件事情被汪直知道后,便立即向宪宗朱见深汇报。覃力朋立即被逮捕,按律论斩,后来侥幸不死。这件事情过后,朱见深感觉汪直能检举和发现作奸犯科之人,用处很大。侦办覃力朋案的具体时间不确定,但肯定是在成化十三年的上半年,因为该年六月时任左都御史的李宾谈道,他在复核皇帝所发下汪直、韦瑛等人侦办覃力朋案的案情时,深感巡按直隶的御史郭瑞不但不敢阻止覃力朋的不法行为,反而让地方官府奉承覃力朋,因此汪直等人的行事值得赞赏,而“(汪)直所奏,深切时弊”。汪直在这一件案子中毫不畏惧权贵也不袒护同类的态度,也使朱见深相信自己找到了一个绝对忠诚于自己的人,因而也就更宠信汪直了,授予他上不封顶的权力,而汪直则利用锦衣卫百户韦瑛等人,频兴大狱。
西厂办案直接对皇帝负责,因此可以肆意妄为。如此一来,西厂办案很快就有扩大化和滥及无辜的倾向。成化十三年二月的建宁卫指挥杨晔案牵涉大批官员。杨晔是已故的内阁大学士杨荣的曾孙,因为打死人,有旨命刑部与锦衣卫前往捉拿,杨晔便与父亲杨泰来到北京,藏匿在他的姐夫董玙家中。杨晔在乡里有违法之事,所谓“暴横乡里,戕害人命”。父子远遁京城,是想四处求人找关节化解此事。董玙找到锦衣卫百户韦瑛求援。韦瑛正想找个见面礼给汪直,好成为汪直的心腹,便假装答应,转而向汪直报告说:“晔家资巨万,常杀人,带着黄金白银数千两来北京贿赂有关机关,还想要招纳亡命之徒下海。”巨额的财产、命案、意图贿赂、图谋入海,这都是大罪。汪直感到又找到一个立大功的机会,便立即派校尉将杨晔、董玙逮系拷讯,并且还获得一张即将贿赂的人员名单,名单上包括内阁大学士商辂、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官员以及司礼监太监的名字。第二天,汪直便将此事向朱见深禀报。在狱中,汪直等人对杨晔使用了锦衣卫的酷刑——琶刑。受此酷刑的杨晔据说“骨节皆寸解,绝而复苏”,死去活来。抵刑不过下,杨晔就妄称自己有银两寄藏在自己的叔父兵部主事杨士伟家里。汪直在不向皇帝奏请的前提下,便将杨士伟逮系下狱,并且拷掠杨士伟的妻子儿女。后来内阁大学士商辂抨击西厂办案“或将命妇剥去衣服,用刑辱打,被害之家有同抄劫”,大概指此。案件最后审结的结果是:杨晔死于狱中,不论;杨泰论斩;杨士伟谪官;董玙也几乎死在狱中。
成化十三年四月,又一批官员无辜被抓。《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四月,汪直令韦瑛执左通政方贤、太医院判蒋宗武下西厂狱。礼部郎中乐章、行人张廷纲使安南还,刑部郎中武清广西勘事还,浙江布政使刘福起复至京,汪直并令韦瑛执系之。御史黄本云南、贵州清军刷卷还,汪直令韦瑛搜得象笏一,执送锦衣卫,问为民。”其间所涉官员如左通政方贤是正三品官员,而布政使刘福是从二品官员。逮捕的原因也都没有交代。如果说出京办事后回京可以随身携带别人给予的贿赂,进行侦伺尚且可以理解,那位从家里起复还京的布政使刘福被逮系更让人莫名惊诧了。商辂在《修政弭灾疏》中专门讨论了郎中武清、布政使刘福被抓的事情。商辂说:“职官有犯,缉访得出,请拿送。……今闻西厂将广西勘事郎中武清自通州,听选方面官刘福自歇家,俱拿到厂,监禁数日,辄又释放。”也就是说,武清和刘福都是在途中或者旅店中被西厂的人抓捕,而带到西厂后也没问出什么问题,便又放了,可见西厂在抓人的时候根本就不会考虑一个人是否有罪,更别说先走合法程序了。(www.xing528.com)
显然,汪直把皇帝给予他“便宜行事”的权限发挥到了极致,这些逮捕的举措都不是在向皇帝奏请之后的行为,根本谈不上依循法律和制度来办案。擅捕三品大员的举措更引起了文官集团极大的震动。商辂说,这样的“擅拿擅放,恣意所为”,实在是“紊乱朝政”!于是,文官集团也联合起来抵制汪直及其西厂,向皇帝建议废黜西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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