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文士笼络与太平粉饰方面的新发现

明代最重大的文化工程几乎都是在永乐朝完成的，包括《永乐大典》以及与经学、理学相关的三部《大全》的编纂。后来编纂的《明太宗实录》把朱棣描写成一个特别“崇儒重道”的人物，说他爱读书，在向民间征集图书时强调要不惜成本。朱棣曾对臣下说：“我在藩国的时候，特别喜欢读《易》。”做了皇帝后，朱棣仍然爱读书，视朝之暇常“御便殿阅书史”，“宫中无事亦恒观书”。他曾让礼部向全国收购图书，并对收购图书的官员们说：“书籍是不可以讨价还价的。主人要多少，就给多少。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好书、奇书。”从这样的话来看，朱棣读书多少得读书之真味。可以这样理解，因为爱读书，朱棣才会兴师动众地找人将古代的重要典籍汇编起来，做出一部《永乐大典》的类书来。但是，刚刚做皇帝就忙不迭地要崇文重道，多少还是有一种粉饰太平的味道。

编纂《永乐大典》的想法源自朱棣。永乐元年，他指派内阁学士解缙负责编纂一部大书。他的想法是：“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繁，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察之便，如探囊取物。”应该说，由帝王组织人力编纂类书的传统自唐宋以来就一直延续下来，像唐高祖李渊令人编《艺文类聚》，宋太宗赵匡义令人编《太平御览》。从功能来看，类书很像今天的字典，方便检索；从内容来说，类书可以保存下大量的古代典籍，是保存文化的重要措施。朱棣指定的编纂人解缙，其实也是一直有为帝王编纂一部类书的打算。解缙在之前写给朱元璋的《大庖西室封事》中批评朱元璋喜欢汉代刘向的《说苑》、元人阴时夫的《韵府群玉》，说自己愿意“集一二志士儒英”，“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下及关闽濂洛，根实精明，随事类别，勒成一经”，但当时没有得到朱元璋的支持。作为朱棣的顾问，解缙是否在修缮《永乐大典》的动议中起过作用，现在已不可知，但自其一贯的态度而言，相信他应该是很高兴地接受这样的一个任务的。解缙征募了147名学者来共同完成此事。像重修《明太祖实录》一样，任务完成得很快。十六个月之后，即永乐二年，一部名叫《文献大成》的类书编成。但是，两个月之后，朱棣决定对这部书重行纂修。重修的监修包括姚广孝、礼部尚书郑赐以及解缙，还有副监修刑部侍郎刘季篪，同时还命令儒士陈济为都总裁，翰林学士王景、侍读学士王达、国子监祭酒胡俨、司经局洗马杨溥等人为副总裁。值得一提的是以儒士的身份参与总纂的陈济。陈济是常州府武进县（今江苏常州）人，泛览群书，博闻强记，被当时人称为“两脚书橱”。陈济受荐入京，纂修人员凡有疑难，就向陈济求教，而陈济也常常随口应答，辨析无滞。当然，整个工程的参与人员还包括一般的纂修官和誊录人员。纂修官在永乐三年、四年、六年各征召过一次，一时间“天下老师硕儒，皆以纂修召至”。供抄写之役的誊录人员也很多，多达2169人。当然，不少纂修官和大部分的誊录者湮没无闻了。永乐六年（1408），大功告成，22877卷的成果，外加凡例和目录60卷，共装帧为11095册。朱棣对这一成果重新命名，称为《永乐大典》。《永乐大典》依《洪武正韵》为纲，按韵分列单字，每一单字下详注音韵训释，并依次将有关天文、地理、人事、名物以至奇闻异见、诗文词曲，随类收载，而所录书籍一字不易，悉照原著整部或整篇、整段录入，保存了大量的古籍。后来清代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即辑出佚书五百多种。

不过，这样辉煌的巨作，朱棣并没有将它们刊刻，只是后来由明世宗朱厚熜命儒臣组织抄写了一部副本，从而形成正副两个原抄本。朱棣编纂了《永乐大典》之后却不愿刊刻，又束之高阁，储放在南京的文渊阁和后来北京紫禁城内的文楼，这似乎表明朱棣的本意并不是要借《永乐大典》来推动文化的发展。其真实的动机，也许明末清初的孙承泽说得很清楚。孙承泽在《春明梦余录》中说：“靖难之举，不平之气遍于海宇。文皇借文墨以销块垒，此实系当日本意。”修《永乐大典》，不仅可以营造一种文化气息，还可以给那些还在留恋建文朝重文轻武政策的文士一种新的希冀，提供另一种途径的释放与释怀，让他们看到一个通过武力上台的新朝仍然有“右文”的气质。于是，文士们胸中那种梗塞着的不平之气，也许从此可以释放。没有刊刻的另外一个原因或许是朱棣对于获得博杂的知识不是最感兴趣。郭沫若先生评价《永乐大典》时说，朱棣敕修《永乐大典》的用意固在笼络当时士大夫，但却也“在我国文化史上提供了一部最早最大的百科全书，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中也是出类拔萃的”。(www.xing528.com)

朱棣更感兴趣的是儒学中最精华的部分——《四书》、五经以及宋元的理学思想。永乐十二年（1414）十一月，正在北京的朱棣命内阁学士胡广、杨荣、金幼孜三人负责编纂这几部大书。他对胡广等人说：“五经、《四书》，皆圣贤精义要道，其传注之外，诸儒议论有发明余蕴者，尔等采其切当之言，增附于下。”编纂由胡广负总责，开馆于东华门外，征集朝中及京外有学问的官员参与，由光禄寺早晚提供饮食。次年，两部《大全》修纂完成，其中《五经四书大全》在后来进呈时分为《五经大全》154卷、《四书大全》36卷，《性理大全》则是70卷。三部大书前后纂修的时间不及一年。为什么这么仓促？有人解释说：“始欲详，缓为之。后被诏促成。”也就是说，朱棣的催促是成书草率的原因。朱棣在永乐十三年（1415）十月一日为三部《大全》所作的序中说，大全刊印并颁布天下之后，可以让天下之人“获睹经书之全，探见圣贤之蕴”，把道理用到家上，用到身上，“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大回淳古之风”。不久，三部《大全》由礼部刊印，颁行各级学校，成为士子的必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