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皇位继承的合法性构建：探寻真相

除了建文朝的历史，洪武年间的历史也是朱棣要修改的，因为它直接关系到自己与建文帝谁更合法的问题。因此，朱棣要篡改建文朝所修的《明太祖实录》，目的一则是将建文四年的建文皇帝作为一个正统的皇帝的史迹全然抹除，二则将《明太祖实录》中洪武末年涉及自己与建文帝的事情重新改写，以便留下有利于自己的记载。建文元年，在礼部尚书董伦等人的主持下，朝廷开始修纂《明太祖实录》，在建文三年（1401）十二月进呈。参与修纂的人员中就包括后来永乐至正统前期的名臣——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士奇实际上正是在洪武三十一年（1398）建文帝刚即位时招来充当纂修官的。

建文朝所修的《明太祖实录》自然已被毁干净了。然而，《明太祖实录》初修是由建文帝的文臣们完成的。那时候，朝廷与燕王的军队激战正酣。虽然今天已无法看到初修的《明太祖实录》，但可以想见其中是不会为正在造反的燕王说什么好话的。透过一些一鳞半爪的后人的评述，大概可以知道建文朝版的《明太祖实录》绝不会对朱棣有正面的记载，因为历史的编纂往往会有现实的关照。明代学者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文皇新即位，以前任知府叶仲惠等修《太祖录》，指斥靖难君臣为逆党，论死籍没。”可见，叶仲惠等人获罪的原因在于他们在修《明太祖实录》时把燕王朱棣和他的部下称为“逆党”。叶砥在建文元年召为翰林，修国史，在永乐初年也“坐修史书靖难多微词，被逮，籍其家”，只是因为家中没有财产，只有图书数箧，他的清廉才重新为朱棣所认识，他才没有被治罪，并且“仍与史事”，即负责修史，当然只能再按朱棣的意愿修史了。杨士奇没有获罪，或是因为他尽早地表现了转投朱棣的愿望。从这一件“文字狱”来看，朱棣一即位便已关注史书载籍中自己的形象，并决意要通过政治力量和重新修纂来改变。于是，《明太祖实录》的重修就势在必行。

洪武三十五年（1402）十月，朱棣准备重修《明太祖实录》，理由是那部在建文朝所修的实录“遗逸既多，兼有失实”，又说方孝孺等人修史时“任其私见，或乖详略之宜，或昧是非之正”。重修的任务，交到曹国公李景隆和忠诚伯茹瑺身上。他们以前是建文帝的重臣，后来归顺朱棣。任用他们，一则是因为他们久处朝廷，熟悉朝章典故，较朱棣身边的那班护卫军武人更通笔墨；二则大概也可以借此再试试他们的忠诚度；三则树立一个归顺者被优待和被信任的样板；四则可以使新修的《明太祖实录》相对更有权威性，因为李景隆和茹瑺于旧朝而言是旧臣，于新朝而言是新人，足以弥缝其间。况且，朱棣最信任的那些武将，应该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比如出镇以掌控各地军事。所以，用朱棣当初骂作“志大而无谋”的“人奴”李景隆为监修官，来做这样的可轻可重的事情，再合适不过。朱棣下令重修《明太祖实录》时颁给李景隆等人的敕谕中说：“尚端乃心，悉乃力，用著成一代之盛典。”为皇帝办事，“悉乃力”可以理解，“端乃心”就几乎有嘲弄的嫌疑：你们为我重修《明太祖实录》，心术要端正啊！这不是在骂人嘛！当然，从后来的《进实录表》来看，重修《明太祖实录》的总裁另外还有一人，即内阁学士解缙。从1402年10月下令重修，仅仅八个月之后，第二版《明太祖实录》就进呈了。李景隆随《明太祖实录》上了一份进呈的表，署名者自然是李景隆，而文字则主要出自解缙。进呈表也不会把修改的情节记下，不过从解缙的进表中可以知道二修《明太祖实录》为一百八十三卷。然而，李景隆在永乐二年便被削爵，解缙于永乐五年遭贬谪，茹瑺于永乐七年自杀。三位总裁相继获罪，他们所编纂的书自然有理由重新修纂。

永乐七年朱棣巡幸北京，开始命令翰林学士胡广等重修《明太祖实录》。但我更愿意相信，这是利用北巡相对空闲的时间让胡广去抽查第二版《明太祖实录》的问题。检查的结果显示，李景隆等人果然“心术不正，又成于急促，未极精详”。于是，永乐九年（1411）十月，朱棣正式命令第三次重修，而监修者是太子少师姚广孝、户部尚书夏原吉，胡广等翰林院官员为纂修官。姚广孝是一个有大智慧的和尚兼政治家，又是朱棣燕王府的旧人，足可放心。七年之后，永乐十六年，第三版《明太祖实录》进呈，共二百五十七卷。从二修的一百八十三卷到三修的二百五十七卷，卷帙上大大增加。可以想见，所增加者大概除了粉饰之词，更多的是预先为朱棣的“靖难之役”所作的文字伏笔。朱棣在五月初一日的序中，却一字不提第三次改修之事，而只说自己命史臣修纂太祖的实录，以便子孙后世“仰而承之”。(www.xing528.com)

现在人们能看到的《明太祖实录》就是第三版，之前的第一版毫无疑问地在第一次重修时便毁了，而第二版据清初的学者顾炎武说，他曾经在开封周王府的明代皇室中最著名的藏书家朱睦家里见过，但遭明末开封河缺之后已淹没在滔天洪水之中。所以，第二版《明太祖实录》与第三版有什么不同，也已不可知。不过，清初曾经主修过《明史》的学者徐乾学推测说：“前二书不可得见，大要据实直书，中多过举。成祖为亲隐讳，故于重修时尽去之。”意思是说第二次修的《明太祖实录》对于太祖的生平仍然多据实直书，因此也会暴露朱元璋的一些不好的举措与行为，而朱棣“为亲者讳”，想把他的父亲朱元璋粉饰得更完美一些，才会有第三次修纂的行为。然而，果真只是“为亲者讳”吗？抑或真正的目的是为己讳？

倒是《明通鉴》的作者——清代学者夏燮——的推测颇有可能，三修《明太祖实录》的真正用意就是要证明朱棣是马皇后的嫡子。夏燮推测，李景隆所修的《明太祖实录》可能将朱棣和周王朱橚定为马皇后的嫡子，而将太子朱标和秦、晋二王都算作庶出。但是，如果是这样，谄媚虽已到了极点，但不免将历史篡改得过于厉害，骇人听闻。因为人们不免要问，朱标是哪位皇妃的庶出，不仅能自己成为皇太子，而且自己的儿子也可以成为皇太孙，再当上皇帝？弥天的谎言不仅要精心编织，更要平心而论。所以，在解缙获罪之后，当时必定也会有人向朱棣举报，解缙等人把懿文太子编造成庶出，是要故意地“留此罅漏，以滋天下后世可实”。因此，朱棣有理由怀疑第二版《明太祖实录》是仓促而成的，是粗疏的，也有理由怀疑李景隆、解缙等人故意留下一个丑陋的尾巴让后人揪出，“心术不正”一语大概因此而发。因此，到了杨士奇等人主修的第三版《明太祖实录》，便将太子朱标、秦王、晋王、燕王朱棣定为马皇后所生的四个嫡子。从此这种说法成为明朝的官方定论。这一修改的有利之处在于：在懿文太子、秦王、晋王等嫡子都先燕王朱棣去世之后，嫡四子朱棣是可合法即位的。第三版《明太祖实录》所记载的像朱元璋在东门召见群臣，说“国有长君，吾欲立燕王”的话，都可能是重修《实录》时增入的。对于燕王在洪武后期英武形象的塑造——如在对蒙古的作战中燕王勇决而晋王退缩——就被史家证明也是编造的谎言之一。

但是，一个谎言往往需要另一个谎言来弥补。弥补不好的话，就容易露出破绽。第三版《明太祖实录》还告诉人们，朱棣和周王朱橚为一母所生。既然马皇后只生了四个儿子，而四个儿子中没有周王朱橚，那么与周王朱橚同一生母的朱棣到底是谁生的呢？学者们考证，朱棣和朱橚其实是碽妃的儿子。朱棣让自己的生母湮没在史籍中，只是想让自己成为马皇后的嫡子，而成为嫡子只是想让自己的帝位更有合法性，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