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也开创了明代的宦官政治。在太祖时代,朱元璋鉴于汉唐宦官乱政的教训,对宦官干政严加打压,禁止宦官“典兵预政”,甚至在宫中铸铁牌,颁示各司,以示警告,下令“内臣预政者必诛”。太祖对这些“刑余”之人的职能定位仅仅是“备洒扫”而已。当然,事实上明太祖也任用宦官,如让宦官“传命四方”。在这种背景下,内臣也频繁出使,不仅有宦官独行,也有与文臣共同出使的例子。只是,洪武朝的宦官在太祖的严格管驭下,从不敢干窃权力,对于正常的行政、军事制度影响很小。建文帝据说驭内臣更严,曾下诏说,内臣“出外稍不法,许有司械闻”。
然而,朱棣的经验不同。燕王府中不少宦官在靖难之役立下战功,如郑和、小名“狗儿”的王彦均立下军功,以军功得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批王府宦官与丘福等原来的王府护卫军将领一样,是朱棣夺取政权的最核心力量。他们虽然不能封公封侯,所受到的宠信却是相同的。另外,建文帝身边的宦官们在燕王逼近江北时多逃入燕王军中,向朱棣提供情报,使朱棣对于朝中虚实一清二楚,也算是为燕王靖难立下功劳。当然,酬报只是原因之一。更深层次的原因大概还在于皇帝需要绝对信任的部下。朱棣以藩王起兵夺取帝位,即位后既要镇压建文旧臣的反抗,又要监视藩王,则势必要加强对军队的掌握。自朱元璋以来,皇帝一贯视宦官为自己的家奴,对于他们较之对外朝的士大夫有更多的信任。因此,朱棣公开任用一批从起兵有功的宦官担任要职,掌握军队,了解各地动向,遂有监军、镇守太监之名目。于是,永乐朝的宦官开始干预政治,先是带兵,或被派往出使远洋,或监军;之后是派出去镇守各地;再然后则是为皇帝打探消息,设置东厂以行使特殊监视任务。《明史·宦官传》说:“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这虽然有些过度诿过于永乐一朝了,但是以宦官专征、监军、镇守等影响地方行政和军事的做法,确实始于朱棣。
宦官出使者中最有名的是郑和。郑和本姓马,字三保,昆阳(今云南晋宁)人,洪武朝入宫,供职于北平燕王府。成年的郑和“身长九尺,腰大十围,四岳峻而鼻小”,“齿若编贝”,“声音洪亮”。人们还用“博辨机敏”“谦恭谨密”“知兵习战”等词赞誉郑和。英俊的仪表以及机敏的性格,使郑和很快得到朱棣的重视。洪武末年,1393年到1397年,郑和已经开始跟随燕王对蒙古作战。在靖难之役中,郑和又立下了赫赫战功。《明史·郑和传》记载,郑和“从燕王起兵靖难,出入战阵,多建奇功”。作为回报,郑和在永乐二年升为内官监太监,赐姓郑,成为永乐皇帝朱棣最信任的宦官之一。一年后,郑和受命远航西洋,开启七下西洋的伟业。此外,出使的宦官还有不少。宦官王进在永乐三年(1405)曾出使日本;晚年居中用事的宦官黄俨,曾出使朝鲜;司礼监少监侯显,曾多次出使西域。宦官监军者中,常为人所知的是马骐。他在永乐朝征安南时在丰城侯李彬的军队中担任监军,后来在安南每年办理贡物时大肆贪渎,贻害一方,而朱棣却不闻不问。北部各镇部队中负责火器的神机营,也一般由太监掌控。此外,受命监京营的王安、出外镇守的王彦、出镇甘肃的马靖,也都是朱棣宠信的太监。御马监少监海寿,是朱棣晚年身边最亲信的太监。在朱棣于榆木川驾崩后、洪熙元年(1425)五月仁宗皇帝驾崩之后的空档期内,海寿两次负责驰报太子,在当时的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永乐十八年(1420),朱棣设立东厂,也交由宦官掌控。这意味着从此一个宦官控制的机构可以正式地对士民进行监视。(www.xing528.com)
宦官在永乐朝政中起到如此广泛而重要的作用,是祖制所不许的,是朱元璋所不愿意看到的。不幸的是,对于禁止宦官干政的祖制的突破所带来的后果和流毒,越来越恶劣。跟朱棣政见不同的洪熙皇帝朱高炽尽管推翻了朱棣的很多做法,但却像他的父亲一样继续重用宦官,设置镇守中官,派宦官采买。宣宗朱瞻基延续了重用宦官的政策。除保留父亲时代留下的守备太监与镇守太监——如继续让太监郑和、王景弘守备南京——之外,宣宗往各地尤其是边镇派遣太监镇守的做法则更为普遍,如云仙镇守云南,山寿镇守交阯,郭敬镇守大同,王安镇守甘肃,亦失哈镇守辽东。除了往边镇与内地十三布政司派遣长期镇守的太监之外,太监还往往临时参与重要军政事务,甚至在皇帝离开京城时与公侯大臣一齐承担留守的重担。当皇帝不愿勤政时,他会将参照内阁大学士票拟以朱笔批阅奏章的任务交给司礼监太监代行,从而使内阁大学士的“票拟”权从属于司礼监太监代行批红之权。这直接导致了明代第一位篡权乱政的司礼监太监王振的出现,而王振的乱权使他有足够的影响力让年轻的英宗皇帝冒险亲征,直接导致了后来的土木堡之变,给明王朝带来了一次巨大的灾难,这或许是朱棣始料未及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