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内阁代行相权，探明其控制决策过程的实际效果

朱元璋对政治体制最深刻的改变就是废除了延续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并对后世复设丞相一职做了严格的防范。他的孙子建文帝不敢在这一问题上违反祖制，尽管他将朝政的处置寄托在方孝孺、黄子澄等人身上。作为翰林学士的方孝孺，在建文朝起着辅政的重大作用。这一方面是方孝孺与建文帝之间密切的关系所致，而也可能是延续了自洪武朝末年以来翰林院官员承制顾问的功能。朱棣一样，也没有改变不设丞相的祖制，但却以翰林院官员入阁的方式开启了明代的内阁制度。

朱棣登基不久，命令七名品级相对较低的文官进入翰林院，以翰林院官员的身份替他出谋划策，备顾问。这七名文官分别是解缙（34岁）、黄淮（36岁）、胡广（33岁）、胡俨（43岁）、杨荣（32岁）、杨士奇（37岁）、金幼孜（35岁）。七人年龄都不大，岁数最大的胡俨在永乐二年（1404）改任国子监祭酒，而其他六人基本上未再改任其他官职。实际上，正是朱棣本人要求内阁学士们久于其职，以便更好地起到辅政的作用。他明确要求吏部不要将内阁学士们改任他职。因此，除了解缙在永乐五年（1407）失宠、黄淮曾因太子的关系在永乐朝后期坐了十年牢外，余下的四人始终活跃在内阁中枢。胡广在永乐十六年（1418）逝世，但黄淮、金幼孜活到了宣德年间，杨荣和杨士奇则活到了正统年间。在内阁时间最长的，如杨士奇，历经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在内阁中四十余年。

内阁大学士们入阁时很年轻，到朱棣晚年时均不超过六十岁，更兼出入宫禁，伴随皇帝，了解很多机密重事，也就越来越成为皇帝离不开的左右手。朱棣更是一度将内阁群体一分为二：杨荣、金幼孜二人追随朱棣巡视北京和北征，协助朱棣处理军国重事；杨士奇、黄淮则留在南京协助太子监国。由于永乐朝后期皇帝与太子间的微妙关系，黄淮曾受十年牢狱之灾，杨士奇也一度入狱，但因此他们却与太子朱高炽结下了深厚的个人感情。杨荣、金幼孜两人在北征途中教育皇太孙朱瞻基，也与朱瞻基结下了个人感情。可见，长期身处于机密枢要之地，为内阁学士们不断赢得了地位与荣誉，而漫长的伴随君主、太子、太孙的经历和丰富的政治经验、年龄的优势，是永乐年间内阁大学士地位不断上升的关键。永乐初，阁臣地位不及六部尚书，但是皇帝对他们的赏赐有时会跟尚书相同。《明史·解缙传》记载：“永乐二年，皇太子立，进缙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帝尝召缙等曰：‘尔七人朝夕左右，朕嘉尔勤慎，时言之宫中。恒情，慎初易，保终难，原共勉焉。’因各赐五品服，命七人命妇朝皇后于柔仪殿，后劳赐备至。又以立春日赐缙等金绮衣，与尚书埒。缙等入谢，帝曰：‘代言之司，机密所系，且旦夕侍朕，裨益不在尚书下也。’”在朱棣看来，内阁大学士职涉机密，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不下于六部尚书，因此对他们给以与尚书相等的赏赐，他们的夫人也被皇后请入宫中做客。到洪熙、宣德年间，杨士奇等人在内阁大学士的位置上都是数朝的老臣，且不断地加官晋爵也使他们的品秩超越了六部尚书。到宣德年间，内阁获得代皇帝在奏疏上票拟意见的权力——票拟权，使得内阁在政务处理方面进入中枢位置获得了制度上的保证。从此，内阁不仅可以备参考，而且实际上可以控制决策的过程，从而获得了至少部分的“相权”。(www.xing528.com)

从严格意义上说，朱棣设内阁并没有突破朱元璋不设丞相的祖制，内阁大学士也从来没有被正式地确认具有丞相的地位与权力。但是，内阁在明代中后期代行了大部分相权却是不争的事实，明代中后期的内阁大学士也都俗称为“相”。《明史》于解缙诸人传后赞云：“明初罢丞相，分事权于六部。成祖始命儒臣直文渊阁，预机务。沿及仁、宣，而阁权日重，实行丞相事。”他们没有丞相的名分，但有丞相的职权，无相之名，却有相之实。《明史》卷一百九《宰辅年表一》中说，明代内阁大学士“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所以，朱棣设内阁之举，以及他对于内阁大学士的宠任，包括他让内阁大学士继续辅导太子、太孙的安排，客观上都为内阁成为潜在的“相”做了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