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之谜：从反对削藩到变相削藩

建文帝的削藩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导致了自己的覆亡。朱棣打着反对削藩、维护祖制的旗号上位，但最后却不得不为皇权的稳固而着手第二轮削藩。

建文朝已成历史，但其削藩的路线却为朱棣所延续。不过，对于朱棣来说，削藩的压力更大。在发动靖难之役时，燕王代表着藩王们的利益。那些被削夺的、即将被削夺的或者害怕被削夺的藩王们，都欢欣鼓舞地盼望着燕王把朝廷推翻。据说在燕王与朝廷的决斗中，到最后唯一站在朝廷利益上的只有分封在四川成都的蜀王朱椿。那位受建文帝重用的谷王朱橞，还是带头打开金川门迎接燕王进入南京的人。投桃报李，朱棣进入南京后，也很快恢复了被建文帝削夺的周、齐、代、岷四王的爵位。藩王们也都梦想着继续享有当初的尊崇与权力。因此，在朱棣登基后的一段时间内，他给藩王带来了一个暂时的盛世。

但是，如果要加强皇权和中央集权，对藩王的优礼就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作为皇室宗长的朱棣，在亲身体验过以藩王的身份挑落建文朝廷之后，还真的会像他的父亲那样再给弟侄们挑战中央的权力吗？其实，在以藩王的身份掀落朝廷的靖难之役成功的一刹那，从朱棣登上宝座的那一刻起，藩王在朱棣的脑海中应该就不再是站在自己身后的支持的力量，而是随时可能再次燃爆的火药桶。他以他的亲身经历深刻地理解了削藩的必要性。

但是，朱棣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所以他不会像建文帝那样在政权未稳的情况下就开始着手处理如此复杂而敏感的问题。他采取的是渐进的、稳健的“削藩”方式，严格来说实际上是“弱藩”而不是“削藩”，也就是仍然留给藩王们绝对的体面与尊崇，但暗地里却削弱他们的政治实力和军事实力。要保证藩王的体面，就是要让藩王的地位始终凌驾于群臣之上。兵部尚书忠诚伯茹瑺路过长沙，因为不谒见谷王朱橞，被人弹劾为违背祖制。朱棣没有向着茹瑺。于是，茹瑺自知难免一死，便服毒自杀，其时为永乐七年（1409）。这也可以看到，在永乐初年，在藩王与大臣的权衡间，朱棣更重视藩王。人们分析说，这说明永乐朝廷的政治文化是“重藩王礼”的。(www.xing528.com)

表面上朱棣给了藩王们一定的优待，但是暗中的防范与抑制却从一开始就已经着手进行。削藩与节制藩王权力的伏笔在永乐初年就已经埋下。永乐元年（1403），朱棣命令有司说：“自今王府非得朝命，不许擅役一军一民及敛一钱一物，听从者有罚。”这样的一道命令，等于是授予地方有司抗衡王府的权力。在“削藩”问题上，朱棣首先要做的就是从军事上解决藩王挑战中央的能力。他先是改变了原先在北部边疆一带的藩王拥有巨大军事权力而拥兵自重的局面。分封在西安和大同的秦、晋第一代藩王已经去世，继任的是朱棣的子侄辈，所以不用客气。相反，他还借机加以警告。永乐元年，秦王朱尚炳入朝，路过潼关时恰逢夜间闭门。秦王命人叩关，镇守潼关的指挥使姚镇按照朝廷夜间不得开启城门的规矩拒绝开门，竟使朱尚炳露宿于潼关之外。入南京后，朱尚炳对朱棣哭诉此事，但朱棣未予理睬。不久，姚镇入京，朱棣却再问起此事。姚镇说：“潼关，国家重地也，臣止知陛下，非知秦王。”身处朝廷与亲王之间时，做臣子的态度应当如何，姚镇是非常清楚的。姚镇这样一种“止知陛下”而不知藩王的态度，正是朱棣所要的。因此，朱棣非常高兴地说，像姚镇这样的人就是国家的“锁钥之臣”，赐钞以褒奖。这无异在抑制之前人们对藩王无原则的尊崇。而且，秦、晋二王虽仍在北方，却再无受命节制沿边军士进行对外作战的机会了。相反，他们的护卫部队后来不断地被抽调去防边，且久假不归，化整为零，军事实力不断地在下降。对原先在北疆的其他“塞王”，如原来镇守大宁的宁王、镇守宣府的谷王、镇守广宁的辽王，则分别改封到内地的南昌、长沙和荆州。封国在开原的韩王、沈阳的沈王，由于尚未之国，则分别改封平凉和潞州。如此一来，朱棣尽徙东北诸王，渐失太祖经营东北之原意。而且，为了削弱藩王，在改封的同时已行削弱之实。1402年九月，朱棣敕辽王植：“贤弟以辽地荒远，经涉海洋，馈运为难，固请改国荆州，且以广宁重镇，就留三护卫于彼，以益边防。欲于荆州别给一卫，备使令，……勉从所请。”从这道敕谕看，改封后的辽王，其护卫军数量从三卫变成了一卫。虽然仍然是好地方，也有护卫军，但较之当初塞外的劲矢肥马铁骑，军事实力大为削弱。永乐元年，宁王朱权之国南昌。朱棣放弃大宁的理由，表面上是“大宁兵戈之后，民物凋耗”。然而，所谓凋零，又能比元末明初之未重建之时更凋零？所以，背后的原因只是不便明说罢了。然而如此一来，太祖以诸王镇守北疆的国策无形中被放弃了。

其次，朱棣加紧对藩王的约束。对屡行不法的周王、齐王、谷王，朱棣进行直接的惩戒。周王朱橚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五子，也是朱棣一母同胞的弟弟。在永乐初年，他也是皇室中除朱棣外辈分和尊位最高的一位。而且，他在洪武年间也多次参与边境的军事活动，有一定的军事才能，因此一度是朱棣的重点防范对象。永乐七年五月，北巡至北京的朱棣密敕南京监国的太子朱高炽说：“比伊王来言，前经汴梁，见周王出语忿恨，心不可测，尔宜加意防慎。”可见，朱棣对于藩王的防范心理从未解除。后来，在默会皇兄心理之后，周王朱橚改弦易辙，转而沉湎于诗词歌赋和药物学，编辑过《救荒本草》等书。齐王朱榑生性凶暴，建文朝曾被革去爵位，在朱棣即位后恢复爵位，仍然分封于山东青州府。然而，回到青州府后的朱榑举止更无人臣之礼。他命令王府护卫军据守青州府城，不让守吏登城，并且将想要告发他的守吏李拱等人杀害灭口。永乐四年（1406）五月，朱榑入朝，廷臣当面弹劾他。朱榑竟然暴怒说：“奸臣喋喋，又欲效建文时耶？会尽斩此辈。”这大概触动了朱棣。如果此时还有所谓的“奸臣”需要朱榑来斩，自己岂非将来的“建文”！于是，朱榑被囚禁，同年八月被废为庶人。谷王朱橞自恃开南京的金川门有功，改封长沙后心怀不满，终日招降纳叛，收留亡命之徒，修造战舰弓弩。王府长史对他进行规劝，竟被他磔杀。蜀王朱椿之子朱悦燇逃匿谷府，朱橞便诡称朱悦燇就是遁迹的建文帝，用以号召人心，反对朱棣。永乐十四年（1416），蜀王朱椿告发此事。朱棣将朱橞召入朝中，次年正月废黜，禁锢终身。

可见，朱棣恢复祖制的前提，是要继续维护和加强皇权。之后的洪熙、宣德等朝，对藩王的约束和管控日趋严密。不利于中央集权的祖制，被后代新君们剥离得只剩下了形式。另一方面，藩王完全被剥夺了参与政治的权力，使得庞大的朱姓宗室成为坐享其成、无所事事的一个阶层，到十六世纪后对国家财政构成了重大的负担，成了一个始终无法切除的赘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