寰中士夫用之法，揭秘他们的明朝

在无常的杀戮与折辱面前，士大夫还有逃避的自由吗？完全没有。朱元璋说得非常明白了：“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是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朱元璋的逻辑是，既然士大夫不愿为君主所用，就没有在这世间存在的必要了。朱元璋还为自己这样极暴力的逻辑提供了相应的论证。他说：“父母但能生其身体而已，其保命在君。虽父母之命，非君亦不能自生。”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身体是父母所生，但他之所以可以在世上存在，靠的却是君主所提供的秩序和保护，甚至连他父母的生命也是得到君主的庇护而得以延续。在经历了元末多年的动乱之后，一个稳定的社会确实是生民之福。朱元璋实现了社会秩序的恢复，认为自己拯生民于水火，士大夫何以敢不思报恩呢？有这样的一种哲学，是把自己视为救世主，而百姓尽皆草芥，自然会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民本思想于不顾。据说朱元璋在读到《孟子》“君视民如草芥，民视君如寇仇”一语时勃然大怒，要刘三吾对《孟子》进行删减，做出了一本《孟子节文》。朱元璋可以草菅人命，民却既不能视君主为仇人，甚至像隐士一样回避都不可以。

苛察、微薄的俸禄、无处不在的法网，使明初士人非常不乐出仕为官。明人叶盛《封吏部考功清吏司主事赵君墓表》记载：“（赵）璘，始学为儒，授徒于家。洪武中君生甫再期，父被征为山东单县治农官，惴惴畏法，寻以事至金陵，遂投籍宿卫中以自晦，数年卒。”赵璘被征为官，却又因为害怕当官触碰法网，而宁愿改变自己的户籍成为军户。叶伯巨在给朱元璋的上书中说得很清楚。他说：“古之为士者以登仕为荣，以罢职为辱。今之为士者，以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以屯田工役为必获之罪，以鞭笞捶楚为寻常之辱。”士人以不闻名于朝廷为福，可见士人是多么不乐仕进。然而，明初人不乐仕进的记载很多，但更多的记载是不得不应征赴任的记载。洪武年间征辟天下贤才，被征的人多选择逃避。朱元璋则采取更残酷的手段，逼迫被征者必须供朝廷驱使，“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苏州儒士姚叔闰、王叔谔以儒者举于朝，二人“因循破调，不行赴京以就官位”，“事觉枭令”，被砍了头。不赴征会死，赴征可能得祸，便是当时的事实。福建同安人刘驷在洪武十五年被征入朝，临行时，他的父亲刘宝抱其入怀，“痛啮其臂”，说：“呜呼，自今以后吾不得见汝矣！”儿子被征入朝做官，对于父亲来说竟然像是生死诀别。数年之后，刘驷果真因为在奏疏中不称“臣”而称“我”这样些小的文字之误获罪，被贬谪到云南，父亲刘宝听闻之后反喜，说：“若遭贬，吾儿得生矣。”做官意味着奔往死路，贬谪反而得生，这便是洪武一朝官场的悖论。解缙在《大庖室封事》中批评朱元璋说：“建不为君用之法，所谓取之尽锱铢；置朋党倚法之条，所谓用之如泥沙。”这对朱元璋的人才政策可谓一语中的。

常言道，水清无鱼。在一种没有任何个人空间的体制中，人的积极性无从谈起。这种苛察，确实制造了明初比较清明的吏治。明初的清官循吏特别多，不像晚明时代，出一两个海瑞之类如凤毛麟角。但是，士大夫们的日子太难熬。所以明朝的人就感慨说，洪武朝的士人们不乐为朝廷所用，但又畏祸不敢隐遁，大概是之前士人们欠下的债，要在这一朝全部还清吧！一些性格倔强的士大夫开始以别样的方式反抗，但反抗的结局是受到更残酷的镇压。曾秉正，曾经是朱元璋信任的一个大臣，在多次受辱被黜还乡时，一赌气，声称自己没钱还乡（可能也真是没钱还乡），将自己四岁的小女儿卖了。朱元璋听说此事，做得更绝，将曾秉正阉了，说：“曾秉正能卖自己的女儿，就不配再有后代。”反抗的结果，注定失败。(www.xing528.com)

苛察、不容分辩、法外用刑，这便是朱元璋对士大夫们的态度。面对朱元璋，没有讨价还价，只有绝对服从。于是，在绝对服从的表象下，便有消极的反抗。他统治下的官僚机构面对如此强势的雄猜之主，常感觉祸福难测，变数过多。因此，朱元璋统治时代的吏治看似清明，但在吏治清明的背后却是官僚集团的集体不作为和失语。士大夫们便集体以“无为”来对抗朱元璋的“有为”。朱元璋很早就发现了这一问题。1367年，朱元璋说：“忠于国家的人，遇事必言。近来我说什么，百官但唯诺而已。这哪里是人臣事君之道啊？”但做臣的人也有自己的推辞。洪武九年，侍臣就说了：“陛下聪明天纵，孜孜为治，事无缺失，群臣非不欲言，但无可言者。”意思是说：您朱元璋天生聪明，又吃得苦，认真做事，哪里会有什么闪失啊！不是我们不说，实在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啊！在一种极度专制形成的盛世中，群臣们闪烁的目光、卑屈的语态，构筑了一个无声的世界。这是一种“具有压抑性的社会秩序”。汉学家卜正民在其名篇《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一书中引用晚明歙县知县张涛的比喻，将包括洪武时代在内的明初比喻成“冬季”，而冬季是“安详和静谧的”，不过这种静谧与秩序的生成，是“三分之一的世外桃源、三分之二的严刑峻法”。

朱元璋的一种统治艺术，对他所追求的“长治久安”是否有利？在接下来的一场南北之间的内战中，朝廷军队被来自北方的“叛军”频频击败，而大部分人都以其为帝王家事而甘心做一个旁观者。朱元璋对功臣的屠戮，虽然消弭了异姓对朱氏王朝的威胁，但却也削弱了朝廷对地方藩王的控制能力；他对于臣民近乎残酷的控制，则削弱了臣民的担当精神。于是，一个懦弱的皇帝，被一个雄心勃勃的藩王赶下了台。那位皇帝以其悲剧性下场而在明史中很著名，即建文帝。那位雄心勃勃的藩王登基之后，成了后来的明成祖永乐皇帝，则以喜欢大工程和构筑宏大的帝国事业而彪炳于明史。